重庆市将“三项活动”和“三项制度”配合，锤炼党员党性，改善干部作风，密切党群干群关系，意图形成长效机制，为推进“十大民生工程”提供有力保障。重庆市委全会还把“三项活动”和“三项制度”列入十件民生大事，使之制度化、常态化。按照要求，区县党政领导干部每人每年下访12次以上，各级机关干部每年至少7天、新招录的公务员和新提任的领导干部至少30天“三进三同”；村和社区党组织把落实“三项制度”作为刚性职责和看家本领，并接受严格的督促考核。

第三是“唱红打黑”（包括“打黑除恶”和“唱读讲传”两项内容的社会治安和群众文化重塑运动）。

“打黑除恶”是以扫荡黑社会作为肃贪反腐、扭转党风和社会风气的突破口。重庆“打黑除恶”是在党委统一领导下，运用国家强力，坚持依法办事，广泛动员群众，集中进行打击，坚决铲除严重危害群众安全和投资环境的黑恶势力及其保护伞的人民民主专政行动。

“唱读讲传”是把弘扬“红色文化”作为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抓手，就是把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中的两大强项，也包括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华和世界的精神文明，结合起来、统一起来，形成重庆人民的终极价值观，这样既能发展市场经济，又能驾驭市场经济。

“唱红打黑”一体两面，这种努力使得社会矛盾大大缓解。

“三项运动”所包含的政治动员形式曾被执政党在以往的治理历史中，作为解决各种社会问题的常用手段来使用，屡次被社会实践证明是高效的。

重庆当前采取的这些政治努力，重新启动了上下联动的国民政治动员，为短期发生的地产和外资扩张奠定了社会稳定的基础。而且，这些依靠群众的社会“再政治化”的制度体系建设，实际是对历史上多种制度遗产的继承和“集成创新”（也有人说是“创旧”）。它对建立良好的社会舆论氛围、震慑不正风气，以及避免执政者脱离普通民众，无疑具有积极的作用。

这种非常规的制度建设，实则是重庆经验的灵魂和基础。［41］

能够将社会主义1.0版本时期的成熟政治经验，在当前的时代进行集成创新，让群众的话有地方说、问题有地方解决，可能是最符合中国传统和民间诉求的解决问题方式。虽然在执行过程中会出现不尽如人意的诸多现象，但这种制度努力在农民群众和政府官员之中，都会取得预期的成效：官员们至少体察了民情，作出了换位思考，克服了官僚主义，对可能的贪污腐败有很大的训诫和遏制作用，至少满足了农民群众在正式的法律制度门槛很高、非正式制度的民间调解与治理失效和走向黑恶化的时候，对传统中盼望中兴之治、体恤民情的心理期待。

有冤有处诉、有苦有处倒，本身就使得问题解决在萌芽状态，对遏制大面积的群体性事件，会起到未雨绸缪的作用。据《人民日报》报道，2009年，重庆市、区两级各类信访量下降幅度均超过25%，最高达45%；群体性事件下降45.6%。主城区110报警量同比下降40%，打架斗殴等矛盾纠纷下降20个百分点，社会风气和治安状况明显好转。［42］还比如，重庆市的抽样调查显示，三项活动开展后，认为重庆党群干群关系好或很好的比例由562%上升至75.8%。不少干部感叹：“干部下去了，民意上来了；问题解决了，民心回来了。”［43］

从积极角度看，“唱读讲传”等“唱红”之所以有效，与行动上“反腐打黑除恶”在前的“打黑”有关。［44］

英国《金融时报》中文网2010年12月7日刊出的《“红色重庆”的价值》：“红色重庆实践，不啻竖立了一个建设性的标杆。他高举的旗号是‘社会主义’，里面有公平、公正，也有民生。红色是其最鲜艳的符号，通过打黑反腐，薄熙来似乎让政权走近了人民。……隐伏于中国人内心深处的清官强人传统意识，本能地对薄熙来作出了满意的评价：一个人澄清了一方天下，燃起老百姓重过好日子的急迫念头。重庆的官僚系统也似乎恢复了‘人民政权’的本色……薄熙来政治实践的合法性在于，重拾‘正义’与‘公平’的道统，他打的传统社会主义之牌在当今具有特别的吸引力——人们厌倦了腐败和权贵资本主义，怀念曾经深入人心的社会主义理念，而薄熙来的政治治理又在某种程度上让人们恍惚回到了从前。驯服权力，让人民当家做主，老百姓在如梦的憧憬中，仿佛又找回了做人的尊严与自信。”这种评价，虽有刻板印象和不信任的因素，但从另外的角度说明了老百姓的长久期待和重庆政府作出的积极响应。

值得一提的是，在这一过程中，外部权威起到了关键作用。在“灰色经济”与“灰色政治”相互勾连的情况下，如果单纯依靠某个地方党委和政府内部的制度变迁，无法形成变革性的政治力量。类似香港“空降”廉政公署式的“熙奇组合”，使得没有利益勾连的外部权威，能够以快刀斩乱麻的政治努力，在短期内形成新的治理结构。

虽然也有人批评这一过程中媒体动员的成分，可能远大于民间动员。但“三项运动”至少提供了“改出灰色”的政治经验，对胡锦涛总书记就树立社会主义荣辱观的“三个结合”［45］，作出了行动响应；通过三管齐下的制度努力，处理了累积的社会矛盾，降低了社会运行成本，促进了社会和谐。

综合重庆经济动员和政治动员的过程，若从政府主导核心要素资源财产关系、主导资源资本化进程、主导经济发展中各种活动这些特征来看，重庆发展的核心制度经验仍然是地方政府公司主义。但其又呈现出一些非典型的政府公司主义特征，即政府收益的社会分红。在当前单一以GDP作为政绩考核指标的情况下，地方政府普遍以GDP和财政收入的增长为首要目标，这是典型的追逐利润最大化的企业行为；而重庆将民生发展作为经济发展的最终目标，更多地呈现出了社会企业的特征。无论现在的评价和后期的结果如何，重庆经验中，将政府主导资源资本化所得到的资本收益的一部分，拿出来平衡社会分配的不公，总比不作出这种制度努力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