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年，有多少人靠国家的这些钱，靠农民的损失发了大财！真不是东西！”张勇狠狠地骂了一句。

他们上车沿山梁向西南继续行进。到了它的尽头，一个优美的弧线，山梁落了下去，南边出现了一条不是很宽敞的川道，耕地也明显比前面那个村好一些。有几个在地埂上放牧的人，有男人，也有女人。刘扬叫停车，下来跟这些人攀谈。

“前面这个村子叫什么名字？”

“丰裕村。”一位老人说，“你们是来转山的城里人吧？”

“是。我们来这里转一转。”刘扬操一口普通话说。

“你看你们多好，拿着旱涝保收的工资，又不干活，还到我们这山旮旯游山玩水，真是太幸福了。”

“是啊，我们知道自己幸福，你们农民这几年也好嘛，负担没有了，公粮也不缴了，挣到钱自己花，也好嘛。”刘扬笑着说。

“共产党好啊！知道我们农民人的辛苦，对我们好啊！”

“乡村干部好不好？”刘扬问。

“村干部也是农民么，差也差不到哪里去；乡干部，那是爷爷啊，是太岁啊。现在没有由头整我们了，收提留那十来年，简直就是疯狗嘛。”几个农民都这么说。

“你们为何不把牲口赶到草坡上去放啊？”刘扬问。

“哪有草坡啊？林场占光了，都是人家‘封禁区’，不让进，人都不让进，还说啥放牲口！”老人说。

“以前呢？”刘扬问。

“我们祖祖辈辈就在这地方生活。我们这里旧社会的地主就是靠养牲口发家的，有养百十头骡子的商户。前些年，耕地刚放下来那些年，我们庄里的牲口翻了两番，一家养好几头骡马，人家林区的农民养十几二十头牲口；现在这么一封，堵死了，牲口养不成了，有些耕地也叫人家占了。”一位中年男人感叹着说。

“村干部不为你们讨公道？”刘扬说。

“哪有啥公道！我们村里的几个人从集市上买回来的松椽，林场硬说砍了他们林场的，撕了椽票还打人，最后罚了几千元。我们的乡长去林场问场长，场长说私事就喝酒，公事就滚开。乡长反映到区上，林业局局长一句屁话说肯定是盗伐了的，要不农民自己咋不去法院告状呢？乡长让我们的人告，我们的人说算了，那官司咱农民打不起，本来就借了账的，还要交啥诉讼费，就忍了。这一忍，我们先前手里的牧场草场还有耕地都成了人家林场的了。”另一个农民补充说：“前些年那些地我们还替林场缴公粮、提留着哩。人家育了树苗卖钱，我们完成上面的任务！我们农民辛苦啊！”

在工厂里长大、在工厂里工作了二十年的刘扬哪里听过这样的故事。如果在省城，在歧北市的餐桌上，他会毫不迟疑地认为这是胡说八道、胡编乱造，但是眼前是几位满脸酸楚的农民，他无法怀疑他们说的不是真的。

“你们村有退耕还林的耕地吗？”刘扬问。

“有啊！这就是啊。”几个人同时指着眼前的荒地。荒地里只有荒草，遥远处有几株干死的落叶松还在东倒西歪，显示着它们的悲惨命运。

“丰裕的耕地里还有花椒树，你们的地里只有荒草。”张勇说。

“丰裕人才给害苦了。”一位女人说，“我们至少还有川地没有让退掉，这些地在丰裕就是良田，亩产量在八百斤左右。而丰裕是把门前的口粮田退耕还林了，把最应该退的——你们看——这东南山梁上几百亩种五十斤收一百斤的红砂地却没能退耕还林，倒霉死了。”女人指着东南方向一条蜿蜒如巨龙的山梁说。

确实是红砂地，麦子稀稀拉拉的。刘扬的心一下子沉了下来。“你们退耕还林补偿的粮食和钱发到什么时候呢？”张勇问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