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所有拆迁都要跟幸福指数有关”　■

许： 你老觉得内地的一些评论家，是不是过度美化了香港政府？比如2009年9月的《南方月刊》说：“香港的拆迁不是看中了哪块旧街区的商业潜力最大，而是看哪些旧街区居民居住环境最差，才要去拆迁。在这座城市，拆迁关联着居民幸福指数，决定着城市的吸引力，而唯独与GDP无关。”你觉得这个他说得对吗？

邓： 说得不对。因为不管是香港还是世界其他任何地方，拆迁肯定跟GDP有关，问题在于它与居民的幸福指数到底有多少关系。这与当地的市民拥有的公民权有多大，有绝对的关系，应该是这样看。政府为什么要拆迁呢？因为它想通过拆迁去令GDP提高，但是人民并不一定需要这一点。居民会觉得这里要建成什么样子，这和我的生活幸福指数有关，所以这两者之间可能会出现一个冲突。人民想的“好生活”和政府想的“好生活”可能不太一样。你作为一个市民，可以懒懒散散，聊聊天，楼下有个夜市，住附近的都是我的朋友，就好了；但从政府角度来看，要是你的邻居你全认识，那么你们就可能比较容易联结起来，暴乱了怎么办，对不对？所以，他们在拆迁和重建的过程出现了高楼大厦，把人分隔开，这个是方便他们管制的。拆迁是一个城市大规模的变动，个人在拆迁里面，会觉得自己完全无力。整条街要重建了，凭什么我觉得我这一户能存活下来？

我觉得有一个观念，就是香港人在比较正面、积极的时候，会觉得我的幸福生活我是可以掌握的，这一点有助于建立一个公民社会。正是有一种这样的对立，才令部分的钉子户，或者是反抗的人，他们突然有一种自信——我觉得什么叫幸福生活，我可以掌握，这时候公民意识就出来了。这其实是一种公民意识，他一个人相信我要过怎样的幸福生活，应该要由我自己去决定，起码不是要由一些地位比我高的人来告诉我。这一点，就是公民权利的萌芽，我觉得。至于内地和香港为什么会有差别，大概是因为大家对“文明”的理解不一样。对香港来说，文明的意思就是指： 为什么要谈幸福指数呢，为什么要谈城市吸引力呢？因为文明不只和有钱有关，还是有一点文化的背景，还是要给你一个对未来的愿景。在香港，有钱人不总是把“我有很多钱”挂在口边，有钱人可能不太谈钱的，因为他已经够富裕了。

许： 还有一个，可能香港“原始积累”的过程已经过去了，所以会考虑一些其他的东西，比如说当他拆迁的时候，他或许真的会想： 这房子的供水系统不是很好，或者这个街道旁边的垃圾清理环境不是很好……真的会从这些角度出发，考虑这个地方是不是要拆迁。

邓： 会有这个考虑。理论上所有的拆迁，其理想都是为了改善市民生活，增加GDP是一种次要的考虑，对不对？因为如果GDP增加了，但是人民的生活没有更加幸福，那GDP增加了干什么呢？这个我们都是这样想的。国库不是国家拥有，国库应该是我们人民共同拥有的，我是这样理解GDP——采之于民，用之于民。所以，我是觉得所有拆迁都要跟幸福指数有关。

但是什么叫“幸福”呢？什么样的环境下叫“幸福”呢？香港现在是在一个“后资本主义社会”中，所谓“幸福”的东西，它不只是一种豪华、大气、辉煌……的东西。现在我觉得，老实说，香港年轻人的口味都已经是“历经沧桑”了，我们就喜欢“真”的东西、“旧”的东西；要有时间的痕迹、要斑驳；我们要波西米亚，要废墟美学；我们喜欢限量，不喜欢大规模制造，不喜欢人人都用的牌子……一个社会在资本主义发展到晚期的状态，理论上文明进程会比较高一点。我觉得内地现在也有这种人，不过可能还不是主流。真正谈居民的“幸福”，当然有一些非常具体的指标。比如说，冷热水要好，要令老人家可以方便行动，要对残疾者是友善的环境……我们常常谈一个东西叫“社区网络”，就是说你觉得住的地方很幸福，你对那里有认同感，你对那里有“根”的感觉。这个感觉如何建立呢？就视乎你和周围的人的环境。我觉得，如果你住在一个非常冷漠和陌生的社区，是不会有幸福感的。

香港也会遇到一个问题： 这个地方一定要拆，因为那个旧楼的情况真的很差。但是我们会问：“为什么我们不可以保留某一些东西？”香港“市建局”也有一个部门负责“复修”的，比如说那栋大厦不一定要拆，如果业主对那个地方有认同感，就不需要重建，可以修复，弄得漂漂亮亮。这也是一种进步，不是所有东西一不喜欢就要拆掉。我知道内地是有这个情况，建成了十多年就爆破掉，全是“非正常死亡”。这种想法其实挺恐怖的——为什么我们地球上建了一个东西，花了很多力气、心血、资源，然后拆掉他们，变成废料。我看那些爆破的图片，以前它们是多么漂亮，爆破之后全部变成灰尘，产生多少污染啊？我现在在观塘，它在拆楼，空气质量很差，谈何幸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