曼努埃尔·埃斯皮诺萨是通过别的渠道接触阿琴波尔迪作品的。他比莫里尼和让·克劳德都年轻，在大学前几年没学德国文学，而是攻读西班牙语文学，在诸多伤心的原因中，有一条就是想当作家。关于德国文学，他只了解（皮毛而已）三位经典作家：荷尔德林，因为他十六岁时以为命运安排他写诗，于是把一切可以弄到手的诗歌作品统统阅读了一遍；歌德，因为在中学最后一年，一位幽默的老师建议他阅读《少年维特之烦恼》，认为他有可能找到知音；席勒，因为阅读过席勒一个剧本。后来，他常常阅读一位现代作家的作品——荣格尔，主要原因是怕落伍，因为马德里的作家们（他表面上敬佩，骨子里十分仇恨）喋喋不休地总说荣格尔。因此可以这样说：曼努埃尔只了解一位德国作家，那就是荣格尔。起初，他觉得荣格尔的作品很出色，由于大部分荣格尔的作品已经翻译成了西班牙语，所以轻而易举找到了这些书并且一一读完。假如不这样轻而易举，或许他更高兴些。另外，他交往的人不单单是荣格尔的崇拜者，而且其中有些人是荣格尔的译者，这对曼努埃尔来说无关紧要，因为他渴望见到的光辉是原作者的，而不是翻译家的。 

岁月的流逝常常是悄悄的和残酷的，这带给曼努埃尔的是某些不幸：迫使他改变自己的看法。比如，他很快发现迷恋荣格尔的圈子不像他想像的那样坚定地追随荣格尔，而是像一切文学圈子一样，随着一年四季的变化而变化：不错，秋天是荣格尔派，但是到了冬天就突然变成了巴罗哈派；到了春天成了奥尔特加派；而到了夏天，则离开聚会的酒吧，上街高唱田园诗，纪念卡米洛·何塞·塞拉，如果在上街活动中多些青春和狂欢的气氛，他或许还准备毫无保留地接受这一套，因为骨子里他还是爱国的嘛，但绝对不会像那些冒牌的荣格尔迷做严肃认真状。

更为严重的是他发现自己的叙事学论文在圈子里的看法，意见之坏，让他有时，比如一次烛光晚会上，认真思考：那些人是否言谈话语之间并没请他参加活动的意思，而是要求他少来打搅，以后别再露面了。

还有更为严重的是，当荣格尔本人来到马德里时，小圈子为他安排参观埃斯科里亚尔建筑群，这是文学大师突发奇想，非要看看这建筑群的景观，曼努埃尔打算加入陪同之列，无论扮演什么角色都行，但这个要求被拒绝了，好像这些冒牌的荣格尔迷认为他没有足够的成就可以做大师的陪同，或者好像他们担心曼努埃尔用年轻好胜的妙语连珠会让大家出丑；但正式给他的说法（可能一时出于怜悯）却是：他不会德语，因为凡是陪同荣格尔一道郊游的人们都会德语。

到此为止，曼努埃尔·埃斯皮诺萨与西班牙荣格尔迷们的故事算是结束了。于是，开始了孤独的季节，雨季，有种种打算，有时互相矛盾，有时则不可能实现。那个季节的夜晚既不舒服，更不愉快；但是曼努埃 尔发现有两件事在开始几天帮了他大忙：绝对不当小说家，一定按照自己的方式做青年勇士。他还发现自己年轻气盛，怨天尤人，浑身充满了忧愤，只要可以减轻马德里这孤独、多雨和寒冷的分量，哪怕杀人都在所不惜。但是，他宁可把这一发现留在暗处，聚精会神地接受永远不当作家、给他刚发掘的价值观捞取种种好处。于是，他就在大学继续攻读西班牙语文学，但是同时又选修了德语系的课程。每天睡上四五个小时，其余的时间全部投入到读书中去。在完成德语文学学位之前，他撰写了一篇论文，有二十页，论述维特与音乐之间的关系，先后发表在马德里一家文学杂志和德国哥廷根大学学报上。二十五岁，他已经拿到了这两种语言的学位。 1990年，他获得德国文学博士，论文就是研究本诺·冯·阿琴波尔迪的； 1991年巴塞罗那一家出版社出版了他的博士论文。到那时，曼努埃尔·埃斯皮诺萨已经是关于德国文学的国际大会和圆桌会上的常客了。他掌握德语的水平，不能说出色，但过关绰绰有余。他还能讲英语和法语。如同莫里尼和让·克劳德一样，曼努埃尔也有一份好工作和相当可观的收入，他的学生和同事都非常尊敬他（凡是能尊敬他的地方）。他没翻译过阿琴波尔迪以及任何德国作家的作品。

莫里尼、让·克劳德和曼努埃尔三人除去都喜欢阿琴波尔迪的作品外，还有一个共同点。三人都有钢铁意志，百折不挠。实际上，三人还有一个共同点，但是这要等到后面再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