舜的这些政治行为，可以归属于“立制建政”。概括起来，主要有以下几项：第一，通过祭祀，建立政治的正当性。从继承帝位的那一刻起，舜就开始不断地祭祀天帝、四时、寒暑、日月、星辰、山川等等。只要是超越性的事物，都作为祭祀的对象。因为，人的生命是短暂的，而那些超越性的事物却是永恒的。祭祀那些永恒性的、超越性的对象，就是把短暂的个人生命与永恒的事物联系起来，使短暂的、偶然的事物有所附丽。这就类似于一粒种子，只有附着在永恒的土地上，依赖这片土地，才可能长成参天大树；又仿佛一盏灯，只有固定在天花板上或墙壁上，才算找到了自己的位置，才可能正常地照耀。祭祀的功能也是这样。如果没有祭祀，一个君主就是偶然产生的，他的权力与地位都是不确定的，也是不稳定的。但是，一旦把君主与天帝、山岳及其他永恒事物联系在一起，甚至作为这些永恒事物的衍生物，那么，君主、政权、政治就被赋予了正当性，甚至也会沾染上一定程度的永恒性。为什么《左传》称：“国之大事，在祀与戎”，且“祀”还排在“戎”的前面？根本的原因就在这里。

在舜正式继位以前，他没有举行祭祀活动，是因为他还没有这个资格。那时候，代表政权举行祭祀活动的领袖人物是尧。但在舜正式获得帝位之后，他所采取的最频繁的政治活动就是祭祀。祭祀的对象主要是天帝或上天，但也不限于上天，如前所述，所有具有永恒性的事物都要祭祀。由舜开其端绪的这种现象，可以解释后世中国人的信仰方式：儒释道混在一起，儒家的孔子、释家的菩萨、道家的老子甚至武圣人关羽，都成了后代中国人的祭祀对象。这种神明的多元化、兼容性，其源头至少可以追溯到舜的祭祀实践。

第二，如果说祭祀类似于现在的宪法序言，主要在于为政治提供正当性基础、合法性依据，那么，舜在继位之初，还为宪法的正文规定了基本的条款：通过规定礼仪及其他象征性的贡物，确立了舜的政权与各地诸侯之间的权力关系——初期的朝贡关系。甚至在政绩考核方面，都作了建章立制的规定。这些内容，都可以归属于现代所谓的“政制”。仿照亚里士多德的“雅典政制”，似乎可以称之为“虞舜政制”。事实上，“虞舜政制”中的若干要素（譬如，以五年作为考核周期），就已经融进当代中国的政制体系之中了。

第三，还有一个技术性的细节问题也不可不察，那就是关于历法方面的规定。根据《尧典》的记载，尧执政伊始，就已经主持编制并公布了历法。但是，舜在接任帝位之后，随即启动了历法修订活动，对四时节气、月份、天数都作出了新的规定。在历法方面的这种改玄更张，革新正朔，绝不是一个纯粹的科技问题，而是一个十足的政治问题，它具有强烈的政治象征意义，甚至具有改朝换代的意义。现代中国人最熟悉的事例是：民国初建，随即废除了宣统年号，改称民国元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初建，也马上废除了民国纪年方式，改用西历，即基督教的纪年方式。更改历法，是政治革故鼎新的重要标志。舜的历法修订活动，表明他有“维新”、开创一个新时代的宏大抱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