祖己还对这种怪异现象作出了扩张性解释。他认为，上天的不满也会通过类似的怪异来表达。这就意味着，祖庚的执政，既可能招致了历代先王的不满，同时也招致了上天的不满，因而必须引起足够的警觉。否则，就可能引发更大的灾难。面对这种潜在的危机，祖己提出了一条具体的“整改”建议：向历代先王贡奉的祭品应当一视同仁，不能厚此薄彼——因为“厚”父亲之庙、“薄”远祖之庙，同样可能引起远祖的不满。

祖己的这些政治评论，虽然发生在殷商后期，但它的影响却是深远的——它早在雅斯贝尔斯所谓的“轴心时期”之前，就开启了一种政治哲学：必须寻求政治正当性与政治合法性的超越性源头。在祖己的时代，政治合法性的源头主要在历代先王。通过祭祀，获得历代先王的认同，可以给政治的正当性、合法性提供最坚实的支撑。当然，历代先王的认同是默示的，只要没有出现怪异之事，没有出现不祥的征兆，就意味着已经得到了认同。政治的正当性、合法性就这样得到了证明。

自祖己以降，政治合法性、政治正当性的这种论证方式几乎是一以贯之。历代君主，似乎都沾上了这样的“路径依赖”，似乎都习惯于通过对祖先的祭祀来夯实自己的正当性基础、合法性依据。不过，数千年间，也出现了一些微妙的变化：在“轴心时期”之前，祭祀的对象、政治合法性的诉求对象更多地偏重于历代祖宗，但是“轴心时期”之后，祭祀的对象、政治合法性的诉求对象更多地偏重于上天。在秦始皇时期，我们可以看到，祭祀上天已经变成了最重要的祭祀活动——由于泰山较高，离上天的物理距离也许更近，因而，一些有雄才大略的、比较自信的君主，甚至还会登临泰山顶上去祭祀上天，这种做法的理论依据是：希望以此与上天建立起更亲近、更密切的联系。

为了建立起与上天之间的更加常规化、制度化的沟通渠道，明代的君主还专门修建了天坛。这座至今犹存的圆形建筑物的功能，当然是为了祭祀上天。但它又不仅仅是为了祭天，而是为了建立起君主与上天之间的专用沟通平台。这就是说，天坛是为了让君主更加方便、更加快捷地向上天汇报工作，听取上天的指引，赢得上天的认同，并最终建立起君主政治的合法化依据：得到上天的支持。

从明代至清末，天坛一直都在为政治的合法性提供看得见的依据。但是，到了1911年，随着辛亥革命的成功与清王朝的覆灭，天坛的政治功能终结了。百年以来，它基本上就是一处旅游景点，主要供来自世界各地的旅行者游览、参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