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到新疆喀什克拉克监狱，好比一群幼儿换了一个幼儿园一样，管理人员和犯人都有一个相互认识，相互了解的过程，这过程令所有的人费尽心机。

晚上点名，藏族和其他少数民族的犯人，与北京来的犯人界限很清楚，就连排队中间也要留下人行横道，管教干部对犯人的管理明显棘手，相互之间的戒备心理严重影响了犯人和管教人员之间感情的沟通。夜里，听着来自沙漠上、无拘无束的野风的吼叫，心里凉飕飕的，充满了恐惧，生活为什么如此无味？我自知自己属于不安分的一类，必然要有惊人的举动，才能让这个监狱里的管教和犯人刮目相看。硬磕是不行的，那种教训我受得太多了，人受憋斗武艺高，有时候越是在困境中越能产生奇妙的想法，这是人的本性。犯人在这种条件下想出的计谋，多是以利己为中心，其他什么都不会去考虑。

我们这些新入监的犯人，到了这里都是抱着破罐子破摔的心理，表现出一副玩世不恭、天不怕地不怕、不可一世的样子。这里的政府干部，都认为我们在内地犯下了十恶不赦的大罪，全部是亡命徒，不敢招惹我们，这样就为我们创造了一个宽松的改造环境。犯人是得陇望蜀，管理松一点，大家就忘了这里是监狱，心中没有监规纪律，行动上没有约束，形成了无政府的散漫状态。就在别人放肆地改造的时候，我开始动脑子了--我们是犯人，也许政府干部正从我们这些被惩罚者中间物色“拐棍”呢。“拐棍”虽然也是犯人，但是毕竟是管人的人，诱惑太大了，这可是决定自己今后服刑日子是否好过的关键时机，可是，大家互相防备，不和他们接触，怎么能建立起互相信任的关系呢？于是，我开始频频地求见政府干部，无论管理者权大权小我都见，从汇报思想到拉家常，给他们讲北京的故事、新闻，在大家有了感情基础的时候，我就试着打小报告，这是犯人最忌讳的，却是政府干部最急需的。当我看出他们对我的报告很感兴趣，也有意拉拢我时，我的胆子就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