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很着急，要求宾馆帮忙联系别的档次高些的宾馆。碰巧，北京第一个中外合资饭店——建国饭店刚刚开张，于是，我们立即赶到建国饭店，等一切安排妥当，已经是午夜12点半了。没有了旅行社的人，我提出由我来陪同全家参观，他们同意了。我乘夜班车回到家已经2点了。只睡了一觉，第二天一早，就从家里赶到建国饭店。以后的几天，尽我所能陪他们，让他们看了北京的主要景点，包括去爬长城，吃北海的仿膳等。维克多最担心岳母不高兴，因为是他建议全家来北京的。几天下来，清子女士已经抹去了第一天晚上的不高兴，这几天看到的北京风光，也许再加上我这个热情的“导游”，心情很好。

临别，维克多把我拉到一边，递给我厚厚的一叠外汇券，说这是他岳母要给我的，是付给我这几天的服务费。我没预料到他们会给钱，也没有要钱的意识。我连忙来到清子女士面前，说我是出于友谊来陪你们的，不是为了钱，为了钱我就不这么做了，这钱我不能要（尽管一叠外汇券能买很多东西，我当时还是很缺钱的）。清子女士听了很惊愕，看来她一下子不能理解，为什么我不要钱。我对维克多说，一定要把钱收回去，这钱绝不能要。看到我的态度坚决，似有怒气，维克多才把钱收回去。

后来才知道，清子女士可是个大人物，是日本前藏相大臣（财政部长）的夫人，一个大学的理事长。不想，我的这个举动给她留下了极深的印象。据她的女儿宗子教授说，回国后，她在许多场合都讲这个故事，讲从我身上看到中国人的真诚，讲有中国人的这种品德，这个国家一定能够强大，等等。后来，她邀请我到她办的学校讲演。令我吃惊的是，她安排了上千学生来听。她在介绍我时又讲了她认识我的故事，说我是他们家的真诚朋友。

的确，真诚成了我们之间友谊的桥梁，我们成了很好的朋友，几十年保持不变。她以后再也没有来过中国。后来，因工作关系，我经常访问日本，差不多每次到日本开会，只要时间排得开，我都去看看她。在交往中，我知道了她们家更多的故事。

她的丈夫在日本是赫赫有名的人物，在20世纪60年代曾担任日本藏相大臣，对日本经济起飞做出过巨大贡献。她丈夫出身贫寒，靠奋斗成为政治家，笃信只有教育才可立国，因此，在家乡办起了私立大学。丈夫因病过早去世，清子女士接过了学校的管理工作，任理事长。在她的治理下，学校得到很大的发展，学生有几万人。90年代中期，她还办起了国际大学，招收外国学生到日本留学，光来自中国的学生就有上千人，目前是日本私立大学中招收中国学生最多的学校之一。

她的女儿，也就是宗子女士，目前接过了母亲传过来的接力棒，担任了学校的理事长，挑起了管理学校的重任。宗子女士是美国耶鲁大学的博士，专长于女性学研究，她有一个很大的计划，就是要扩大与中国大学之间的联系与合作。她常开玩笑似的对我说，因为我,他们家有了中国缘，学校现在有了这么多中国学生。她多次邀请我到她的学校任职，由于我在国内要做的事情太多，一直不能如她的愿。

清子女士为办教育奋斗了一生。她的一段话使我记忆深刻：一个国家要发展，就要办好教育，要使人人都有受教育的机会。一个只有少数人受教育的国家是发展不好的，一个不为所有人提供教育机会的国家不是个好国家。办教育不仅仅是政府的事，政府要支持民间办教育。她为办教育奋斗了一生，人们不会忘记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