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诗填词，只是官员们的兴趣、副业。杜甫当不了官，把主要精力用来做诗，更是无奈之举，内心里痛苦、酸楚着哩！而姜宗福呢，为什么说你比杜甫幸运？你做着官还想着做学问。

吃着碗里，看着锅里，幸福着哩。至少选择的余地也比杜甫大，主动权捏在自己手里。一不小心，说不定将来还能弄个官又做了学问又做了二合一哩！其实呐，当官与做学问，并不是两个水火不相容的对立面，自古以来，许多人就把当官与做学问兼顾起来，官当着风声水起，学问也做得千年传唱。范仲庵、欧阳修、岳飞等等，不都是这样的人嘛！当官与做学问，也并不是两个矛盾的命题。

当官，本身就是一门学问。

为社会科学发展、为民众丰衣足食当好官，这里面学问大着呢！其实，姜宗福一边当着官，一边从官场的视角敏锐地察觉一些问题，喊出民众心声，这也是一种学问，是推动社会健康发展的经济实用学问，这种学问其实很有价值，”世事练达皆文章“，学问决不是那种咬文嚼字的纯学术文稿，那种沉溺书斋中的老雕虫弄出来的东西，才是学问？官员不是什么都能说。

当然，官员的角色身份与普遍民众说话做事是有区别的，有些话普通老百姓可以说，而官员就不宜。

早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我在某大军区机关工作时，一次与《人民前线》报一位副师职领导龚子聪聊起”当官与做学问“的话题。

说了很多现象和观点，其中有一个问题至今记忆犹新：一个高校老教授，把一辈子的学术成果弄成一本专著，这是他几十年的智慧、心血、汗水的结晶。

可是，老教授捧着书稿著作到了出版社，一个20来岁的黄毛丫头一看面孔严肃的学术书，眉头一皱，嘴一撇，”卖不动，卖不动，不能出版“！于是，老教授只好自费出版学术著作，然后，推着装着学术书的黄鱼车沿街叫卖。

而一些老教授的学生，当了县委书记，不经意就出了一本专集，不久又出了一本学术书。

难怪人们说：现在看书的越来越少，出书的越来越多；写书的越来越小，卖书的越来越老。

我们当时讨论的结论是：当官的可以做学问，但想做学问必须先当官，唯有有了官才有做学问的条件，只有当上官才能更好地做学问。

龚子聪不愧是写随笔的好手，他根据这次讨论的内容写了随笔：《当官与做学问》，在《人民日报》”望海楼“版上刊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