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清史稿》说，高宗本拟以和珅出任云贵总督，但考虑到李侍尧乃和珅所查处，若以和珅代李侍尧，将会招致非议。所以他令和珅在事情告一段落后，尽快回京复命。和珅接到高宗皇帝的圣旨后，喜不自禁。

他心中非常清楚，这次回京复命，必定可以加官晋爵。

果然不出所料，就在和珅由云南返京的路上，”喜报“接二连三传至：先是擢和珅为户部尚书，继又命在议政大臣处行走。

乾隆四十五年（1780）五月，在春暖花开的日子里，已是户部尚书、在议政大臣处行走的和珅回到北京复命。

他模透了高宗皇帝的脾气：一是高宗对李侍尧已是深恶痛绝，所以有关云南的事情尽可说得严重些，这样并不会触怒高宗。

二是高宗对云贵二省的情况十分关心，借此机会有所建言，会加深高宗对自己的印象。

因此，和珅返京后，就云南的情形连续上了几道奏章：“云南水昌府之潞江、普洱府之磨黑二地，向立税口，禁携带丝、纸、针、绸出隘。但关外尚有滕越、龙陵、思茅诸处，地阔民繁，难免偷漏，请改设以收实效。……”“滇省盐务，缘川省私盐偷漏，味好价廉，致官盐难销，正课日亏。宜在川滇交界处，实力禁止……”“滇省私钱盛行，官铜缺少，请设法整顿……”高宗皇帝对和珅关于云南事务的建言，莫不“允行”，并且从心底赞赏和氏“果是个能臣”。

于是，又不断委以重任。五月授御前大臣、补镶蓝旗满洲都统，并且谕曰：“尚书和珅之子，赐名丰绅殷德，指为十公主之额附。

待年及岁时，举行指婚礼。“与皇帝攀上了儿女亲家，和珅的门第已到了为人臣的极处。

这一切，与和珅巧于投机、大称帝意有密切关系。

六月以后，和珅职位一升再升，大超常规。先是授正白旗，领侍卫内大臣，复充四库馆正总裁，兼办理藩院尚书事。

乾隆四十五年是和珅官运大盛的一年。通过奉旨查处李侍尧一案的机会，和珅迎合帝意，充分施展政治手腕，捞取了向上爬升的政治资本。这时的和珅，在朝中已是个举足轻重的人物了。

透过这段和珅查办李侍尧的文字，我们可以看到以下三点：在公门办差，一定要摸清上司的真实意图，据此制定办差方略。用权力和智慧、才干漂漂亮亮地办好差。通过上建言，提升差事的附加值。不但升官，还大幅度地积增了无形资产。从而，形成了”马太效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