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视台新闻部在施小诺时期是有严格的例会制度的，而且每次都开得非常张扬，占据着局里最大的一个会议室，有时还在晚上开，弄得整个一层楼都灯火通明，不知道的还以为在布置什么紧急的抗灾任务。沙镇玉接任以后延续了这种例会制度，但也只维持了不到半年。个中原因并不是新闻部内部的问题，主要就是采访任务太多。有一次例会，在家参加会议的竟然只有沙镇玉跟宫志敏还有后期制作上的两个编辑，其他的工作人员全都出去采访了，这样的例会还有召开的必要吗，真不知道施小诺是怎么坚持下来的。所以以后的会议就不叫例会了，什么时候看问题积累到一定程度非讲讲不可了，正好人员又相对比较集中就可以开会了。这种会议往往是不定期的，甚至有点突发奇想的意思，这就使得新闻部的整个会风不那么严肃，看起来随意而自然，从某种程度上说这也正是沙镇玉想要达到的一种效果。

沙镇玉本来就是个不拘泥于形式的人，之所以当初延续这个例会制度是想提醒记者，让他们明白新闻部是个讲规则的集体，给他们在心理上有个规则意识。因为他知道记者这个队伍是最好带也是最难带的，说好带是因为记者见多识广思维活跃极容易沟通；说难带也正因为他们经历的多认识的人多自恃有着广泛的人脉，以为这就是生活这就是人生了，这种自以为是在生活中往往被他们自己演化为一种没有根基的自负，正是这种自负让他们变得目空一切。任何事情都是双刃剑，而聪明的管理者是会把反刃变成正刃的。有了这种认识沙镇玉竭力在新闻部内营造一种人文的气氛，用句时髦的话说就是人性化管理，在沙镇玉看来人性化管理的核心就是真诚，沙镇玉坚信种瓜得瓜种豆得豆的道理，只要你对别人真诚了，收获回来的才有可能是真诚。所以沙镇玉对新闻部的管理是种适度的宽松，新闻部的很多所谓规章制度也都是根据情况适时而变的。

这次会议沙镇玉却没有像以往那样随意，他是进行过深入考虑了的，之所以安排在周五也正源于此，随着经济的发展现在的中国人也知道休闲了，一般周末市里安排的活动和会议会很少，剩下的就是那些乱七八糟的采访活动了，所谓乱七八糟是沙镇玉自己的理解，有些是可不去又不能不去；有些是去了也没有什么意义的，只是让记者扛着摄像机去给撑一下门面的；至于报不报新闻则无关紧要。很显然这后一种做法是最为可气的，但有上面领导交代下来你又不能不去，所以电视台的新闻部要比其他媒体的新闻部门要复杂一些。今天的会议沙镇玉早在周一就做了布置，同时也对安排采访活动的宫志敏讲过了，因此乱七八糟的活动就少了很多。尽管这样人员还是不太齐整，李冬冬和余小桃都没有采访回来，沙镇玉让宫志敏给他们打电话，李冬冬说已经在回来的路上了，而余小桃却说自己被宋科长绑架了，沙镇玉问采访任务完成了吗，宫志敏说好像完成了，宋科长非要带着她去玄家楼办事处，说他的一个学生在那里干党委书记，要去那里宣传宣传他的那个学生，沙镇玉一听就有些火了，抓起电话命令余小桃立刻就回来否则后果自负。

始于春秋战国时期的豢养门客之风，在现在的社会并没有绝迹，有很多的无聊人士总想借某种势力为个人谋取些好处。宣传部的这位宋科长就是很典型的一位，当然他没有大人物可以依附，只好借用工作便利揩一些油。宋科长是新闻科科长，主要职责就是协调各个新闻机构的关系，由于各个新闻机构之间几乎没有什么交叉的业务也就不大需要他协调，但是有这个机构他总要干点事情吧。中国这个体制是沿袭前苏联体制而设立的，有很多的机构都是重叠的，有了老龄委还有个老干部局，有了组织部人事局还有个劳动局，有些不是重叠的部门说起来也没有多大的用处，这些不必要的机构如果仅仅是安于花些纳税人的钱也不会形成什么大的危害，最关键的有了这样的机构他们就要煞有介事的履行一定的职能，他就要滋事；再加上我们的制度不够完善，法制不够健全，很多政策都有空子可钻，有些费用可收可不收；有些政策可执行也可不执行，中间有很大的操控余地，这些余地就成了这些小官僚谋取个人私利的空间，你不送礼他不办，送少了他不点头，够了他心里数才盖章。这就无形中为我们这个社会增加了成本，降低了政府部门的威信，豢养了一批跳梁小丑般的官僚。宣传部是清水衙门，宋科长自然就没有多少空子可钻，但是不甘寂寞的他也是一个善于给自己创造困难的干部。因为他的资源就是秀水市的这几家媒体，因此他经常选题目跟沙镇玉要记者，而且一跑就是一天，当然这一天他是很有收获的，会携采访单位的土特产满载而归，可拍回来的片子一点新闻价值都没有，所以有好几次宋科长给沙镇玉打电话都被他顶了回去，这次安排余小桃他肯定是找的宫志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