达格利什说：“报纸的信息版是提到了这一死讯，但我不记得读到过关于死因的调查。”

“你不会读到的。事情被处理得很低调，死因是意外死亡。这本应该被判死因不明。当时校长和那些教士们坐在那里，像是一排穿着黑袍的义务警员。如果不是这样，探员很可能会有勇气给出一个更为恰当的死亡原因。”

“您当时在场吗，阿尔弗雷德爵士？”

“不在。我派了人去，我当时在中国，在北京洽谈一个复杂的合同，为了葬礼才赶回来的。我把尸体带回伦敦火化。他们在圣安塞尔斯办了个什么追悼仪式——他们叫安魂弥撒，但我妻子和我都没有参加。那儿不是个让人感觉像家的地方。调查一结束，我便安排我的专职司机和另外一个司机去收回罗纳德的保时捷汽车。院方把他的衣服、钱包和手表也交给了我的司机。诺里斯把包裹带了回来。里面的东西不多——那儿鼓励学生只带必需的衣服—— 一件套装，两条牛仔裤和一些普通的衬衣、套头衫、鞋，以及那里的学生必须穿的黑色教士长衫。当然，他还有些书，但我已告知学校可以捐给图书馆。真是令人不可思议，这么快就可以将一个生命彻底冲刷干净。可就在两天前，我收到了这个。”

他不慌不忙地掏出钱包，取出一张纸条递给达格利什。达格利什扫了一眼，递给了副厅长。哈克尼斯大声地读了出来。

“‘为什么您不去追问您儿子的死因？没有人相信那是一个意外。那些教士为了保持他们的好名声，把一切都掩盖起来。太多见不得阳光的事情发生在这所学院里，您会让他们就这样得以逃脱吗？’”

特里夫斯说：“对我来说，这简直是一张谋杀指控书。”

哈克尼斯把纸条交给达格利什，说道：“可是一没证据，二没动机，三没嫌疑人，难道这不更像是一个捣蛋鬼的恶作剧吗？一个存心想抹黑学院的家伙。”

达格利什把那张纸条递还给特里夫斯，但他不耐烦地挥挥手表示拒绝。

特里夫斯说：“显然那是多种可能性中的一种，我想你不会把它排除。我个人有一个更加严肃的看法。这显然是用电脑制作的，所以根本不可能像犯罪小说里那样，让警察通过手写或打字的破绽找到证据。你不用费事去检测指纹了，我已经找人测过了——当然是秘密进行的——没有结果，我也没指望会有。我敢说写信者受过很好的教育，他或者她使用标点符号正确无误。在这个缺乏教育的年代，我认为这个写信者是一个中年人，而不是年轻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