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从病人的角度看，这种做法会导致恐慌。研究表明，如果人们不相信没有其他人插队、自己是在最佳的时间接受治疗的，病情就会加重；如果病人知道医疗系统是公平的，等候治疗者名单的安排是公平而严肃的（除非是特殊的紧急情况），他们就可以耐心等候，病情不会加重。当病人确定他们将接受正规的检查、手术前的会诊，并且情况恶化时会得到迅速救治，那么因焦虑而引起的损害就会减至最小。针对这些情况，加拿大政府成立了独立的地方权威机构，负责等候治疗者名单事宜，并在互联网上详细审查已批准的治疗者。病人的健康状况因此而得到了明显的改善。

加拿大人也意识到，有效的公共医疗系统是国家财富的源泉。最终，加拿大政府使企业界确信，公共医疗系统有助于增加利润。这一点与美国形成鲜明对比，美国的企业为员工的健康保险花掉大笔金钱（人们经常因为医疗福利而跳槽）。在美国，反对普及健康医疗的人继续倡导医疗私人化，对健康医疗的自主选择已经把强烈的焦虑感带到了大多数人的生活中。

社会环境的选择

政府是如何通过处理挂号单这样简单的事情来减轻患者的焦虑的呢？为什么当某些人出面负责一件事，或者当一个权威（比如一个教练）告诉我们应该选择什么时，我们就立刻感到更加满足了呢？

对于选择的理解因社会环境的不同而不同。个人作出选择的方式不仅受到他人选择方式的影响，而且受制于社会大环境对选择的理解。拉康心理分析学引入术语“大他者”（BigOther）来指代语言、公共机构、文化等构成我们所生活的社会空间的所有事物。这个定义贯穿我们的生活，而且我们经常赋予其自己的理解，将它描绘成一个连贯并富有象征意义的事物，我们与那些居住在同一社会环境中的人分享对其象征意义的理解。

但是，我们对大他者是什么以及它如何运作的看法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改变。我们抱怨它的易变性，并幻想所有可能出现的问题。当人们抱怨当代社会逼迫他们不得不进行选择，他们希望能有人替自己作出选择（比如他们的电子供应商），他们经常焦虑，不仅是因为似乎很多事不在掌握之中，而且所有决定权已经被某些更大的机构（比如企业）所拥有。也就是说，人们非常关注大他者的情况。拉康学派认为，事实上大他者根本不存在：我们生活中的象征性秩序并不是那么清晰连贯，而是有明显的缺口，大他者其实很脆弱。但是，拉康学派最重要的发现就是，虽然大他者不存在，但它却好像在起作用，因为人们相信它对生活方式的理解很重要。为了至少能找到身份方面暂时的稳定性，我们营造了一种幻象，这幻象是关于我们所居住的社会大环境的一致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