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我们在生活中是不是真的需要关心社会秩序结构的改变呢？法国哲学家丹尼——罗伯特·杜弗尔（Dany——RobertDufour）觉得这是一个值得关注的问题，并开始追溯大他者的历史。这始于弗洛伊德的假设——每种文化都塑造一些主体，这些主体努力去识别那些总是可以追溯其起源的特定足迹，杜弗尔认为这就是“人们要描述并歌颂大他者，人们赋予大他者以形象和声音，饰演大他者，并赋予大他者以表征意义甚至是超级表征意义的原因”。大他者为我们提供支撑，为我们提供了塑造自我的大背景。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的历史往往是大他者的历史，或者就是大他者的形象。杜弗尔更深刻地指出，所谓主体往往是大他者的主体，过去采取某种大主体的形式——从上帝或君王直到物质现象或“人民”。在西方历史中，个人主体与这种大主体之间的差距越来越小。杜弗尔认为，这发生在启蒙运动之初个人开始自我指示之时。这个时期，主体不再参照外部存在——上帝、土地、血统——来确定自己的存在，并在某种程度上成为自己的原点。伴随着现代社会的发展，出现了许多大主体，这与教会势力的衰退和科学的迅速发展有关。鉴于此，人类主体自身开始越来越远离中心。

杜弗尔得出结论，在后现代主义中不再有象征性的大他者，不完整的实体构成了一种“权威”，主体可以向其提出要求、问题和异议。在这样的社会，市场成了大他者。瓦尔特·本雅明预测，资本主义将出现一种新的宗教形式。根据这种预测，有些人认为市场已然成为上帝：在发生经济危机以前，所有反对自由市场经济的人都会被贴上异教徒的标签。

现在，人类主体永久地远离中心，周围的象征性空间越来越无法无天并四处蔓延。后现代主义讨论的焦点集中在宏观事物和可信赖权威的消失上。个人主义已经达到一个新的阶段，主体越来越觉得自己是自我的创造者。

身份的选择

很明显，我们对自我的认知与对大他者的认知一样，已经发生了改变。宣扬自我创造的观点——我在前面作过调查——导致的心理问题越来越多，尤其是像精神分析学家所说的，导致越来越多的人患上精神病。

拉康精神分析学认为，精神病患者观察社会禁令的视角与大多数人不同。所谓的“父亲之名”，也就是社会的象征性规则已经被排除在外，“阉割”对教养精神病患者已经不起任何作用。精神病患者对现实有自己的看法。在弗洛伊德的思想中，精神病患者不会为了成为社会的一分子而放弃一些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