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5年之后，我们现在可以相对轻松地描述成功国家寻求经济增长所遵循的发展道路。这种政策一方面注重政府在早期发展阶段加强干预—这正是我将其称为关系资本主义或者管制资本主义的原因，另一方面注重出口。尽管描述起来容易，但实施起来却并非易事。在关键发展阶段，政府的行为必须背离其自然倾向。我青年时期的印度就搞砸了。也许这就是近年来只有少数几个国家能够迅速摆脱贫困的原因。

政府调控下的外向型增长战略如果能够得到很好的实施，将会是战后国家摆脱贫困的主要途径。在这一战略刚出现的时候，出口国的出口量很小，因此世界其他国家能够增加支出并消化其出口商品。不幸的是，当德国和日本这样的出口国富裕起来之后，它们在长期追求外向型增长过程中所形成的习惯和体制已经使它们无力催生强劲而持续的内需，经济增长也难以均衡。

它们在全球市场上为其剩余商品寻找能够消化这些商品的国家，并吸引世界各地的国家、公司和家庭增加支出。在20世纪90年代，发展中国家担负了巨大的贸易赤字，这对于消化剩余商品来讲是很有必要的。下一章我们将会看到有多少国家因此而遭遇了严重的金融危机，并发誓绝不再担负进一步的赤字并且不再借款。

虽然发展中国家在20世纪90年代扔掉了依靠外债增加支出这个烫手的山芋，美国以及欧洲国家，如希腊、西班牙以及英国却捡起了这个山芋。不过，我想先描述一下政府调控下的外向型增长战略，以及这种战略行得通的原因。

增长的不确定性

很少有人会意识到今天很多国家之所以富裕起来，是因为它们都经历过长期的稳步增长，而不是因为它们增长的速度快。在1820年到1870年之间，澳大利亚和美国都是当时发展最快的新兴市场（我称它们为先发国家），它们的人均收入增长率分别为1.8%和1.3%。相比之下，智利、韩国和台湾地区这些后起之秀在短期内的增速是它们的好几倍，短短几十年内跻身世界富裕经济体之列。日本在1950年并不富裕，其人均收入低于墨西哥。但是在1950年到1973年之间，日本的人均收入涨幅高达8%左右。这些后起之秀为今天的发展中国家树立了梦寐以求的发展标杆，但今天的发展中国家的发展道路不同于这些后起之秀，尤其是在增长速度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