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谁更好？在为本书作调查时，我遇到了许多从小摘棉花的人，但从未看到谁怀念这种摘棉花的方式。除美国外，几乎所有国家的棉农都还在人工摘棉花。的确如此。国际棉花咨询委员会的特里·汤森告诉我，整个非洲都没有一台采棉机。摘棉花可能是份工作，但却不是好工作。“玛丽亚”们不会做头发，也不会矫正牙齿。当然，她们偶尔会在田里笑笑，但绝不是因为她们在摘棉花。

2005年，我遇到了得克萨斯州科技大学植物遗传学和育种专题的讲席教授迪克·奥尔德博士。他在棉田里长大，还记得自己曾经在放学回家后摘棉花和除草，在无情的烈日下长时间地进行繁重的劳动。他反思自己的学术生涯：“为什么我今天会在这儿？为什么我一直作研究？因为任何人都不应该那样工作或过那样的生活，任何地方都不应该再像那样。”

1999年，阿德里安·格温仍然记得他75年前摘棉花的场景。虽然只有一天，而且是在很久以前，但足够了：

给我多少钱，我都不会再干了。大约70多年前的一天，我是个合格的、拿工资的摘棉花工人，它改变了我。1925年或1926年，我经历了摘棉花的严峻考验，就在1英里宽的棉花地里……我看到其他小男孩儿靠摘棉花挣钱，因此我也想挣点儿轻巧钱。摘100磅棉花的报酬是10美分。我看到黑人男孩儿和女孩儿每天挣20美分……要挣到那10美分，你必须在肩上箍一圈垫子，拖着近2米高的条纹棉布口袋，这个口袋能盛大约30磅棉花。我顺着田垄走，把毛茸茸的白色棉花从棉铃上摘下来，快速抛入口袋中。太阳刚出来一半时，我就感到我的口袋的底部有个洞。我的肩膀疼，腿疼，胳膊疼，手指疼-我浑身都疼死了，还没有到第一垄的尽头……我想把这称为一天，但这天还没过一半。我摘的棉花还不够挣闪闪发光的10美分的一半的采摘量。当斯坦提厄斯吹起喇叭、黄昏笼罩着棉田时，我回头看了看我的口袋，它已经陷到地里，却还没有被装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