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两种相反的力量，一种是竞争市场，另一种是政治、宗教和劳工激进主义者，它们长期以来在某种程度上将对方视为敌人，用猜疑甚至恶狠狠的眼神看着对方。今天的贸易反对者将跨国公司追求利润和自由贸易视为贫困和弱势群体的敌人，以及一种应被制止且从不应被信任的贪婪的力量。反过来，商界又揶揄怀疑者和激进分子，视他们为疯狂的边缘人和孤陋寡闻的贱民，因为他们挡住了自己唯一能够走出穷困的道路。自从第一批纺织厂出现以来，贪婪和幼稚粗暴的麻烦制造者之间的战争就从未停止过。

然而，从更高的层面上说，全球资本主义和劳工激进主义并非敌人，相反，尽管并非有意为之，在提高人类的生存条件方面，它们其实是合作者。首席执行官都想让激进主义者安静下来，同样，激进主义者都想让企业安静下来。事实上，双方互相需要。

激进主义者提升了底线，1780~2008年

托马斯·珀西瓦尔医生是一位生活在18世纪末的医生和社会改良家。他提议对英格兰曼彻斯特的纺织厂进行激进的改革。珀西瓦尔的建议很激进，首先是因为他提倡对纺织厂的管理进行干预，其次是因为他提议通过立法限制工厂雇用的儿童的工作时间（当时，儿童一般每天工作14个小时，包括夜间工作）。珀西瓦尔并没有禁止童工的想法，他只要求儿童有晚餐休息时间以及他们应该被保护，每天工作不超过12个小时。不出所料，企业界指责珀西瓦尔及其盟友与他们的业务性质不一致，因此在不列颠开始了近一个世纪的抗争，最终一系列的《工厂法案》（《1819年工厂法案》、《1825年工厂法案》、《1833年工厂法案》、《1844年工厂法案》和《1878年工厂法案》）逐渐地缩短了孩子们的工作时间并提高了他们的最低工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