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初，公司对此表示反对，自首批工厂在英国出现以来，这种关于公司责任的回应听起来一直有点荒唐，新一代的“托马斯·珀西瓦尔”们并不理解这个行业、这个生意及其供应链，激进分子的要求不仅行不通，而且毫无道理。举个例子，这些公司辩称，公开这些工厂的所在地无异于泄露商业秘密。

乔治敦，1999年2月4日，在为大学管理者召开的会议上，本·史密斯再次中途离场，原因是他对变革的步伐和校方的不作为感到不满。“我想是时候执行B计划了。”他对安德鲁·米尔莫尔说。安德鲁·米尔莫尔是他的乔治敦大学校友，当时担任乔治敦大学团结委员会主席。2月5日，大约30位学生占领了乔治敦大学校长利奥·奥多诺万的办公室。这跟20世纪60年代的静坐不同。一连86个小时，这些学生都安静而愉快（我最看重的学生迈克尔·莱文森一直戴着个蝴蝶结）。他们拒绝让步，直到学校承诺与他们谈判。

在第87个小时，这些学生和学校管理层达成了一个妥协方案以采取进一步的行动。作为一所大学，这项计划的首要组成部分是“我们要组建一个委员会”。

我在该新成立的许可监督委员会任职6年。这段经历正是我们有效地进行着无心共谋的缩影。早期的会议气氛常常紧张而激烈，会议桌的一边是学生，另一边是大学教师和管理人员。我清楚地记得，我当时认为无论学生是如何的品德崇高和热情洋溢，他们都不够明智。在这个快速运转的行业及其全球供应链中，他们要求得到这些工厂的名称和地址，以及独立纠察员的突击检查。这些“纠察员”是谁？他们真正检查的会是什么？还有这些工厂为什么要让他们进去，即使他们有了它们的名称和地址？当然，我们从未得到过它们的名称和地址，因为每个生产服装的企业都坦白说它们不会公布此类信息。我现在明白了我在这些早期的会议上作出的回应与托马斯·珀西瓦尔之后的商业团体对社会、环境和劳工激进主义者的回应十分接近：这些怎么可能会起作用？我们怎么知道我们的行为利大于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