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知道，在2008年世界性大萧条中，走在美国次级债大崩盘风暴最中心的美国财政部长保尔森先生是美国高盛公司前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20世纪90年代，在美国经济最繁荣的网络科技时代，时任美国财政部长的鲁宾先生曾从事律师工作，后也进入美国高盛公司，并且从底层干到高盛董事长。美国的核心层金融实战和世界视角极其强悍，而中国技术官员几乎都是学院理论思维，严重缺乏金融实战和世界视角，对于中美金融战的结果会有相当大的影响。

如果用索罗斯的金融理论——人们对于被考虑的对象，总是无法摆脱自己观点的束缚——来看，人们的思维往往长期处于结构性“短视”中。我认为，长期以来，中国央行在海外的全球投资中屡战屡败，是因为中国央行思维长期处于结构性“短视”中的结果。比如，美国两房债券4 000亿美元的问题，这个问题说明中国央行在全球追捧美国次级债中，其判断能力和全球小型投资者没有区别。更不可思议的是，在2007年美国大量金融公司破产前，中国中投公司以最高价格疯狂买入大量美国金融公司。大家都知道，2003~2007年，美国金融公司杠杆从20倍极速上升到35倍，这就好比2003年一家美国金融公司负债100亿美元经营，到2007年这家美国金融公司负债2 000亿美元经营，这时，中国中投公司却认为这家美国金融公司负债经营能力应该在5 000亿美元或1万亿美元，所以，中国中投公司2007年以最高价格疯狂买入大量美国金融公司。

现在，中国央行开始了最大的闹剧——疯狂地大规模购买欧元。首先，大家应该知道欧元是个设计有问题的货币。其次，如果中国某个地区财政出现问题，那最终要由中国财政部来掏钱出面解决，这是非常正常的事情；而如果，西班牙或希腊财政出现问题，最终让德国和法国掏钱来出面解决是不可能的。正常情况下，欧元最终会在全球消失，而中国央行现在拼命抢购几千亿欧元，那倒霉的将是13亿中国人。这就是人无远虑，必有近忧。

中国央行和美国央行理解经济和金融问题截然不同，活生生的例子就是，2010年本人通过出书和媒体呼吁，中国必须面对美元即将来临的长期大幅上升，应该100%将中国官方外汇储备全部用美元短期国债储备，而2010年中国央行却全力将“中国官方外汇储备多元化”，大幅增加非美元货币储备，现在，中国央行手上有万亿非美元货币储备。

美国联邦基金委员会有一个重要宗旨——银行应该坚决杜绝把一切经济活动的判断建立在目前经济环境下一成不变的“线性思维”之上。因为人性的集体性思维大部分时间，也就是的时间，认为市场的所有风险都是可以同时规避的。当的时间人类处于集体性同步思维思考风险问题时，世界经济就会爆发大萧条。自2008年世界经济大萧条以来，全球政府以世界经济新增加负债20万亿美元为解决方式。但是，当市场最终回到“市场价格”时，这新增加的背负20万亿美元负债中的大部分负债者将破产，那将是“第三次世界性大萧条”。

现在，中国万亿美元外汇储备分配如下——万亿是美元（其中有

4 000亿美元是美国“两房债券”），2 000亿由中投公司投资，万亿是非美元货币。

让我们演习一下，如果美元出现大幅上涨，中国官方外汇储备的情况会怎样。

美元出现大幅上涨后，中国万亿非美元货币出现40%亏损；万亿美元中4 000亿美元的美国“两房债券”是市场无法兑现的，也就是说，中国央行手上届时只有8 000千亿美元的流动性。届时，再扣除5 000亿美元短期负债，美元大幅上升后，中国中央银行手上将只有3 000亿美元的流动性。或许，届时万亿非美元货币可以认赔40%平仓。可是，在全球市场处于做多美元的市场中，即使中国中央银行想要认赔平仓，可这么大的止损盘谁接手？届时可能得以亏损70%或亏损80%去平仓。美国金融部门和美国跨国公司现在手上储备了高达3万亿美元现金，这是史无前例的规模。而美国史无前例的美元现金规模，和中国央行手上新增加的史无前例的非美元货币储备规模，是截然不同的思维的结果。

2001年，石油每桶25美元，黄金每盎司250美元，美元指数120时，本人曾呼吁中国应该用全力购买石油、黄金、铜、农田、森林、水资源和铁矿等作为官方外汇储备，应该全力减少美元储备。2010年，全球化的高速运行开始出现结构性债务依赖。2001~2006年，全球经济依靠的是美国人的负债；2009~2010年，全球经济依靠的是中国人“抢购房地产”的歇斯底里精神。2011年4月，中国的消费者价格指数开始突破5%，随着市场力量的出现，人为推动全球进一步增加负债的可能性也将为“零”。在全球经济史无前例的债务规模的当前，当发现全球再没有一个国家会像2009~2010年的中国人那样疯狂负债，来承担世界经济责任时，持有美元，等待届时满大街的破产者，是美国现在必然的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