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独立日与春天”店堂成了一个聚会场所，那儿的气氛很有凝聚力。我成功了，当然也包括星巴克那几个支持我的人，像盖·尼文，他从1979年开始在星巴克做货品采购员，还有德勃拉·蒂帕·霍克，他是我在1982年雇来管理门店的。

这正是我追求的效果。因为第一家浓缩咖啡吧的成功，我开始憧憬未来的许多可能性。我们开始在城里各处开设咖啡馆，所有的咖啡馆都供应浓缩咖啡饮品，这对于星巴克不仅是一种激励，也是建立更为广泛的新顾客群体的一个途径。

我想当然地认为“独立日与春天”的人气会克服杰瑞·鲍德温的债务危机带来的影响，他会像我一样看到星巴克发展到一个新的高度的生动景象。

但我的梦想又一次破灭了。

对杰瑞来说，这个咖啡吧的成功给他的感觉是不对的。虽然我还是一如既往地非常尊重他，但杰瑞和我对咖啡与这个世界的理解是不一样的。对他来说，浓缩咖啡是对销售阿拉比卡优质咖啡豆事业核心价值观的扭曲。他不想看到顾客来星巴克只是很快地喝上一杯咖啡就走人。

对我来说，浓缩咖啡是咖啡体验的灵魂和精神。咖啡店的意义不仅在于教顾客如何懂得优质咖啡，而且在于教顾客如何享用咖啡。

在“独立日与春天”开张的那几个月里，我在杰瑞的眼里一定非常可恶。我每天都冲进他的办公室，告诉他销售业绩和顾客的反应。他不能否认这一尝试是成功的，但他还是不想再往前推进。

在我们整个合作期间内，杰瑞和我从来没有争吵过，但彼此都意识到我们之间已经搞僵了，我们的分歧并不仅仅在于企业的某种不合常规的新做法，而且是针对一种潜在的大转变的不同思路。像他那么精明的人也知道，我内心燃烧着一团火，而这团火正找不到出口。

我花了几个星期的时间试图说服他。一天我走进杰瑞的办公室，想要对这个问题最后再作一次讨论。

“顾客的反应应该说明问题了吧，”我说，“这是一个大好机会，我们应该继续下去。”

“我们是咖啡烘焙商，我不想做成餐饮企业。”他疲惫地说，我意识到我们又在老地方开始兜圈子了。

“这并不是办成一个餐饮企业！”我坚持自己的意见，“是让人们用我们提供的方式去享受我们为他们准备好的咖啡。”

“霍华德，听我说，我只是觉得这样做不行。如果我们太注重供应成杯的咖啡，就会成为又一家餐馆或是又一家饮食店。也许这么走每一步都有道理，但到最后，我们就会失掉咖啡之源。”

“但我们会重新找到咖啡之源的！”我争辩道，“这会把更多的顾客带到我们的店里来。”

看着我那么固执，杰瑞在他桌子后面默不作声地坐了几分钟，最后他说：“也许我们会再多开一两家浓缩咖啡店。”

“但还可以更多一些，把规模做得更大一些，”我又说，我知道如果我接受了这个让步，这就是我能把公司带到的最远的地方了。

“星巴克不需要做得比那种规模更大，如果你让更多的顾客进进出出，我们就不可能用以前那样的方式来了解他们了。”

“在意大利，咖啡师傅都认识他们的顾客。”我回答。

“再说，我们对于实行这个计划也着实负担不起，我们负债太多了。”他站起来，准备回家去了，可是见我不肯结束谈话，便又强调说：“我很抱歉，霍华德，我们不能这么干，你得明白这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