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时，我办公室里有很大的玻璃窗，整面墙都是玻璃，透过窗子可以看到烘焙工厂和烘焙机。我指给他们看我们的三台大型德国普罗贝特咖啡烘焙机，每台机器每年能烘焙700万磅咖啡豆。我们在小会议桌旁边坐下时，我又一次搬出了那套说辞。我对他们说，星巴克是一个发展快速而效益很好的企业。总体来说，美国市面上咖啡的消费量每年递增18%，从1984年的亿磅上升到1991年的亿磅，预期1994年可以达到10亿磅。

但是，我又告诉他们，星巴克想要实现的目标比取得丰厚的利润更宏大。我们有个使命，告诉全美国的消费者什么是极品咖啡；我们有一个憧憬，营造咖啡馆的迷人氛围，吸引大家走进来，在繁忙生活中也来感受片刻的浪漫和新奇；我们有一个非常理想主义的梦想，希望星巴克跳出传统公司的窠臼。我跟他们谈起咖啡豆股票和我们的革命性举措，即全体伙伴都成为合伙人，享有公司股票期权。我们的首要目标是对人的关照，因为是他们把我们的激情传递给顾客。如果我们做好了，就会实现第二项目标，即关照我们的顾客。只有实现这两项目标，我们才有可能为股东们提供长期的利益。

我等着他们的眼睛闪开去。

可这回不一样，他们不像其他那些人。这两人似乎理解我—至少比别人更理解我—他们马上提出一些很好的问题。

会见结束后，我送他们出去。我们顺着长长的过道向前面楼梯走去时，我又说了几句，丹·李维坦回过头来。

“你知道你们那一行的问题所在吗？”我问。

丹还以为我指的是他们公司正面临的一起行业内的重大诉讼。“不知道。你说什么？”他警觉地问。

“那儿缺少mensch.”

我猜丹可能懂这个词的意思，这是一个意第绪名词，通常指品格正直、忠诚和有尊严的人。

丹马上抬起头，直视我的眼睛。我看出他是领会我的意思了。而且，我马上就有直觉：丹是一个mensch。

他后来告诉我说，他上了飞机后思维极度活跃，在飞机上给纽约的同事打电话说，他发现了一个让他非常震惊的公司。

但是他也发现这个观点很难与人共享，星巴克当时在纽约还没有开店，大多数纽约人以为咖啡店不过是平淡无奇的卖咖啡的场所，谈不上是什么快速发展的事业。在当时，生物技术、光纤技术才是投资的大热门，在丹的同事看来，咖啡显然不是什么赚钱的好门道。即便他们理解和赞赏我们的企业，也还是觉得星巴克不可能维持当前快速发展的进度，因为如此搞下去有可能会失控，要不就是自毁品牌，再者也很快就会达到市场饱和。但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丹的遭遇正是我在西雅图所经历过的，他也明白要与别人沟通像激情与价值观这样看不见的东西是多么困难。为了说服同事们相信星巴克值得冒一下投资风险，他遭遇了许多难堪。

丹和我一直保持着电话联系，我第二次跟他见面是在洛杉矶，我们一起吃了顿饭。

1992年4月初，我们举行了自己的“选美比赛”—7家投资银行的一次派对，这是我们最终请来对我们的首次公开募股正式进行竞标的投资者。参加者包括一些业内大腕，整个过程经历了紧张忙碌的两天。我们的规定非常严苛，要求各家投资银行在两小时的会议前填写5页的问卷交给我们，我们要看哪家在陈述和演示中表现出最大的热忱和关注度。已经转到市场部门的劳拉·莫埃克斯，当时是我的信托助手，他带着他们参观了我们的烘焙工厂，然后向我们汇报他们每一家对此表现出的兴趣。就专业水平和个人能力来说，作为公司理念和梦想的一个真诚信奉者，劳拉是给这些投资银行家把脉的最佳人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