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此，凯恩斯主义者力图减轻经济萧条，而奥地利经济学派则寻求避免虚假繁荣的途径。

在两者的经济决战中，凯恩斯主义者有一个关键优势。

凯恩斯主义使人们以为可以拿出解决经济危机的无痛方案，因此立刻受到政治家们的追捧。凯恩斯倡导的各项政策承诺提高就业率，在税收不增加、政府服务不减少的前提下推动经济发展，这些政策与那些无须节食、无须运动的神奇减肥计划一样具有魔力。尽管这些愿望不合常理，但却令人颇感慰藉，因此成了竞选活动中惯用的手法。

凯恩斯主义允许政府摆出一副有能力提高人们生活水准的模样，只要印钞机开动起来，什么都可以做到。

因为具有亲政府的倾向，凯恩斯主义者们比奥地利经济学派更有可能接受政府的任命。那些培养出数位金融大臣和财政部长的大学的声望明显高于没有这些成绩的大学，各大学经济系也不可避免地会青睐那些支持凯恩斯主义的教授，而奥地利学派则不断受到排挤。

同样，那些大的金融机构和众多经济学家效力的大雇主也都对凯恩斯的主张青睐有加。大银行和投资公司利用凯恩斯主义者创造的低息贷款和宽松货币政策等经济条件，赚得盆满钵满。另外，凯恩斯主义认为政府政策应当鼓励投资，这一理念也帮助金融公司把手伸进了很多头脑发热的投资者的钱袋。因此，这些金融公司更倾向于雇用那些支持凯恩斯主义的经济学家。

与呆板守旧的竞争对手相比，凯恩斯主义者有着明显的优势。于是，一个自我实现、相互吹捧的社会很快催生了一大批热衷于凯恩斯主义原则的顶级经济学家。

这些经济学家将凯恩斯政策奉为真理，认为它可以结束大萧条的局面。他们中的很多人认为，如果没有政府出台的刺激政策（包括第二次世界大战必需的军费），我们永远也无法从经济衰退的绝境中恢复元气。事实上，此次大萧条是现代历史上历时最长、程度最严重的一次经济衰退，凯恩斯政策在这次经济衰退中首次得到了全面而充分的运用。至于这些政府干预措施究竟是不是经济萧条得到遏制的原因，这个问题至今为止仍然充满争议，但是所有正统的“经济学家”都认为这种争议没有什么价值。

如果我们允许凯恩斯主义者们牢牢控制着多个经济部门、金融部门以及投资银行，那跟我们委托占星家而不是天文学家去测量天体的运行速度是一样的。（是的，卫星曾经撞击过小行星，但那只是一次不期然的偶遇，是一次美丽的意外！）

这种情形让人哭笑不得的地方在于，无论这些经济学家多少次彻底搞砸了自己的任务，无论有多少支火箭还没有离开发射台就爆炸了，这些责任重大的人物没有一个质疑过自己处理问题的方式。

普通人慢慢明白了，其实这些经济学家根本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但是大多数人只是想当然地认为这是因为经济领域的确太大了，并且充满风险，毫无逻辑可循，即便是教育程度最高的人也不可能拥有预知一切的能力。

但是，如果我告诉你凯恩斯主义者们所推崇的经济二元性根本就不存在，会怎样？如果经济学比他们所说的简单得多，会怎样？如果对母鹅有益的东西对公鹅也一样，会怎样？如果一个家庭乃至一个国家不可能靠花钱实现繁荣，又会怎样？

很多人熟知我曾对2008年的经济衰退作过精准的预言，他们认为我的智慧决定了我的远见。我可以向你保证，大多数经济学家连自己身边的资产泡沫都看不到，而我并不比他们聪明。我有的，是对经济学基本原则全面而深刻的理解。

我的确具有这个优势。在我还是个孩子的时候，父亲就为我准备了一个简单的工具包，里面的工具可以帮助我认清经济的真实面目。这些工具以故事、寓言以及思想实验的形式出现，本书就是以其中一个故事为基础展开的。

我的父亲欧文·希夫是个有一定知名度的人物，与反对联邦所得税的全美运动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他坚持认为所得税的强制实施违反了美国宪法中与税收相关的三项条款、宪法第16修正案以及《税收法》的有关规定，并在35年多的时间里持续不断地反对美国国税局的这一做法。他曾经就这个主题写过很多书，也曾在法庭上公开挑战联邦政府。因为这些举动，他付出了沉重的代价，直到82岁高龄时，他还被关押在联邦监狱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