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朋友这一代人或者年纪更大的男人，基本没人不同意这个观点。德国精神病学家埃米尔·克雷佩林在19世纪末期成为现代精神病学的奠基人之一。他在回忆录里写道：“他后来又回想起他孩子的死，但却没有提及他的妻子和其他依然在世的孩子。从科学的角度来看，这些人的个人详情不重要。” 100年后，我发现和我一起工作的精神病学家不仅在意他们自己的感觉，也开始在意与精神病学并无太大关系的病人的感觉。这些人的所作所为是把自己和他人的畏惧感转化为宝贵的值得骄傲的信念。他们会说：“我是客观的，我的感觉从未出现过偏差。”

年青一代的男人被身处妇女解放运动中的母亲们带大，他们一般不会害怕承认自己的情感，但是他们发现自己害怕恐惧感。他们知道自己有恐惧的感觉，但是宁愿置之不理。《卫报》曾决定让艺术记者评论体育，让体育记者评论艺术。网球记者史蒂夫·比尔利被派去参观雕塑家路易斯·布尔乔亚在巴黎蓬皮杜艺术中心的展览。他写道：“体育在本质上是年轻的、绝对的。体育让你感到兴高采烈或者抑郁。我于12月参观了97岁的布尔乔亚的作品，他的作品会让你感到不安、感到挫败……体育书写的是欲望，是客观和平衡的尺度，虽然这种欲望有时并不能得到。但是，你如何能客观地看待艺术呢？体育从来没把我吓坏过，布尔乔亚却总是令我惶恐不安……看体育比赛时，你想的也是体育；看艺术展览时，你发现的是自我，一个旋涡、巢穴、野兽藏身之处、避难处。布尔乔亚带你去到你不想再去的黑暗之所。”

无怪乎如此多的人钟情于体育而非艺术！

根据我对接下来几代男人的观察，年轻男人似乎比上几代男人更擅长和女人相处，男人依旧害怕女人，因为他们看事情的角度和女人不同。这并不是说女人比男人的观点更接近真相，而是说女人的观点总是与男人不同。

科学家只是通过解剖学揭示了大脑的秘密，并解释了我们要看清大脑里的东西是多么困难。但是聪明人总是知道我们看到的并非事物本身 ，而是对事物的阐释。丹尼尔·欣德在《道理的威胁》中提到培根：“培根坚持认为只有放下前提假设，我们才能了解世界的真相，不论这些假设是来自我们的经历，还是来自权威。”然而我们不可能把眼睛擦得雪亮，不带任何假设地看世界。我们唯一能做的是，承认这就是我们看世界的方式，然后开始着手创造出可供选择的解释。一个可供选择的解释也许比第一种解释更接近真相本身。

我们如何知道真相？我们不能直接看到真相，我们只能基于以往的经历认识真相。我们的大脑创造出一个有关正在发生的事情的假设，然后再建立起能够支持此假设的证据。真相只能以可能性而非确定性的方式来表达。我们很难利用过去的知识预测未来。我们的世界和宇宙比我们所了解的还要复杂。宇宙中没有固定不变的点，所有事物都处于永恒的变化中。我们有的只是对接收到的信息的阐释，而非信息本身的意思。大部分我们知道的东西都在我们的潜意识里。然而，我们需要知道周围正在发生的事情，以便安全地生活在世界上。这就像我们被蒙住双眼，在未知的世界行走，不知道哪里安全、哪里适合落脚，但是我们必须往前走。在这种情况下，看来找到真相是我们的首要选择。

是这样吗？答案是否定的。因为对我们所有人来说，有的东西比找到真相重要得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