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雷格·李普曼曾经把次级抵押贷款市场想象成一场拔河比赛：一头是华尔街的公司，它们制造、包装债券，再把最差的债券打包成担保债务权证产品，然后，在它们用完贷款之后，又凭空制造出了一些虚假的贷款；在另一端，是他那些对赌这些贷款的空头卖家团队。乐观主义者对阵悲观主义者。错的一方对阵对的一方。这个比喻是恰当的，而且切中要害。现在的比喻是一条船上的两个人，被一条绳索捆在一起，以命相搏。其中一人杀了另一人，把他的尸体扔向另一边——这样的做法只会把自己也带过去。“2007年做空并从中赚钱是很好玩的，因为我们是在做空那些坏蛋，”史蒂夫·艾斯曼说，“2008年的情况是整个金融体系都岌岌可危。我们仍然在做空。但是你不希望这个体系崩溃。这就像洪水就要到来，而你是诺亚。你在船上。是的，你不会有问题。但是，看着洪水你不会感到高兴。这不应该是诺亚的幸福时光。”

到2007年年底的时候，前点合伙公司压在次级抵押贷款上的赌注收回了巨额回报，基金的规模翻倍了，从7亿美元多一点变成了15亿美元。形势在这一刻已经非常明朗，他们赚得了令自己都觉得不可思议的巨额现金，丹尼和文尼都想要兑现他们的赌注。他们两人从来都没有完全相信过格雷格·李普曼，他们的不信任甚至扩展到了他送给他们的这份令人目眩的大礼上。“我从来没有从李普曼那里买过一辆车，”丹尼说，“但是我从他那里买了价值5亿美元的信用违约掉期产品。”文尼对如此快她赚取如此巨额的金钱几乎产生了一种宿命的思想。“这是命中注定的交易，”他说，“如果我们因为贪婪而放弃了这场命中注定的交易的话，那我可能得把自己给杀了。”

他们所有人，包括艾斯曼，全都认为艾斯曼的性格并不十分适合进行短期的交易判断。他很情绪化，而且受制于自己的情绪。他压到次级贷款债券上的赌注对他来说不仅仅是赌注，他把它们当成对对手的羞辱。每当华尔街人士试图辩解——他们常常会这样——次级贷款问题是由谎言和普通美国人不负责任的金融行为所造成的，他会说：“什么？全体美国人在某个早晨醒来，说，‘我要在我的贷款申请上撒谎？’是的，他们撒谎了。他们撒谎是因为有人要他们撒谎。”这种激起他赌博想法的愤慨，不是针对整个金融体系，而是针对居于这个体系上层的那些人士，这些人了解得更多，或者说应该了解得更多，他们就是华尔街金融公司内部的那些人。“这不只是一场争论，”艾斯曼说，“这是一场道德层面的讨伐。这个世界完全黑白颠倒了。” 他认为，居于这场赌局底部的次级贷款是毫无价值的，而且，如果贷款没有价值，那么，他们所拥有的那些针对这些贷款的保险就只可能出现价格上涨。因此，他们就继续持有信用违约掉期产品，等待更多贷款违约情况的出现。“文尼和我应该做了5 000万美元的交易，赚了2 500万美元，”丹尼说，“史蒂夫做了亿美元交易，赚了4亿美元。”

这场对巨额财富的角逐，导致众多公司暴露在次级贷款风险之下。到2008年3月14日，他们实际上已经卖空了每一家以任何方式与末日机器有关联的金融公司的股票。“我们做好了末日对决的准备，”艾斯曼说，“但是，有一句话总是浮现在我们的脑海里，要是末日对决不出现，会怎么样？”

3月14日，这个问题明朗了。从那一刻起，贝尔斯登的次级对冲基金破产了，2007年6月，市场开始质疑贝尔斯登余下的部分。在过去的10年间，像所有其他的华尔街公司一样，贝尔斯登加大了它压注的规模，用尽了它全部的资本。仅在过去的5年，贝尔斯登的账务杠杆比率从20∶1提高到了40∶1。美林从2001年的16∶1提高到了2007年的32∶1。摩根士丹利和花旗集团此时是33∶1，高盛看上去要保守一点，是25∶1，但是当时高盛拥有一种伪装它真实的账务杠杆比率的手段。要让这些公司中的任何一家破产，所需要的都只是它们资产价值的轻微下降。万亿美元级的问题是，那些资产是什么东西？一直到3月14日之前，股票市场都给了华尔街大公司暂不追究的宽大处理。没有人知道贝尔斯登、美林以及花旗集团内部正在发生什么，但是，这些公司的人曾经一度被看成赚钱的高手，因此他们的赌注也应该是高明的赌注。3月14日，市场改变了它的看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