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上6点40分，从麦迪逊大街和47街东北角的那个地下通道出口涌出的人流能告诉你很多事情，当然前提是你要会观察。比如，在那个时间出现在那个地方的人，很可能在华尔街工作。从佩恩站周围的那些出口钻出来的人，就不太容易猜了，文森特·丹尼尔的火车就在同一个时刻到达这里。“文尼的早班火车上只有55%的金融界人士，因为这个出口出来的主要是建筑工人，”丹尼·摩西说，“我的是95%。”对于那些没有受过专门训练的眼睛来说，从康涅狄格郊区赶到纽约市中心的这些人没有什么差别，但是在这群人里，丹尼注意到了很多细小而重要的区别。如果拿着黑莓手机，他们或许是做对冲基金的，正在查他们在亚洲市场的损益。如果他们在火车上睡着了，那很可能是属于销售部门的——经纪人，他们在这次游戏中毫发无损。提着手提箱或者大包的人应该不是做销售方面的工作，因为背着大包的唯一理由就是带着大量研究资料，而经纪人不会阅读他们自己的报告——至少不会在他们的业余时间读。带着一份《纽约时报》的人或许是名律师，或者是办公室的后勤人员，也有可能是在金融市场工作，但没有真正身陷市场的人。

他们身上的衣服也会告诉你很多事情。那些管理着资金的人穿得就像要去观看扬基队的比赛。他们的金融绩效就是他们的一切，所以，如果他们穿得太好，可能会引起怀疑。如果你看到某个属于买方的家伙穿着正装，那通常意味着他遇到了麻烦，或者他要如约去见某个给他钱的人，或者两者兼而有之。除此之外，很难从穿着上看出一个买方人士更多的东西。另一方面，卖方也会穿戴着他们的业务名片：身穿运动服和卡其裤的，是一个在二流企业做经纪人的家伙；身穿价值3 000美元的正装，而且头发一尘不染的，是一名投资银行家，在J·P·摩根或者类似的其他公司工作。丹尼还可以通过他们在火车上坐的位置大致猜出他们工作的地方。高盛、德意志银行和美林的人通常侧身对着车的前方——尽管当丹尼研究这个问题的时候，高盛的人其实已经很少乘火车了，他们都有自己的私人汽车。像他这样的对冲基金经理在上城区工作，所以在中央车站下车，向北走，那里的出租汽车随处可见，就像鱼塘里的虹鳟鱼争食玉米粒。雷曼和贝尔斯登的人通常都走向与他同样的出口，但是他们已经结束了。这也是2008年9月18日早上6点40分在47街和麦迪逊大街东北角的人流比2007年9月18日小的一个原因。

丹尼注意到了他的那些货币金融业同事的很多细节——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是他的工作。观察那些细节。艾斯曼是一个有大局观的人。文尼是分析师。丹尼作为首席交易员，是他们在市场上的眼睛和耳朵。他们寻找那些从来没有广播过或者发表过的信息的来源：传言，卖方经纪人的行为，屏幕上的图案。他的工作是要随时把握细节，对数字反应要快——避免被欺骗。

为了这样的目的，他的桌子上摆放着5台电脑显示器。一台滚动着新闻，一台显示着他们的投资组合内部的实时变化，另外三台滚动着丹尼与几十名华尔街经纪人和投资人的对话。他的电子邮箱一个月能收到33 000封邮件。对于一个局外人来说，这些关于金融市场的琐碎信息可能令人无所适从。但对于他来说，只要他不真的需要它们变得有意义，它们就都具有自己的意义。丹尼是一个从微观上关注具体事务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