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公司层面上升到国家，我们一样可以通过不同国家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联想出一幅类似的图景。发达国家已经拥有了大量的资金和人力资源（技术和知识），因此在这些地方由新增投资带来的回报相对来说会比较少；而大部分贫穷的发展中国家由于资源匮乏，投资回报率会相对较高，就比如说，在一个基本上没有实现机械化的农村工厂里，即使是投入极少量的资金购买某件新式设备进行生产，我们也可以看到生产效率和经济效益的巨大提升。那么我们可以推测，全世界拥有资源的人们—不论是资金还是才干，都愿意将自己的资源投到那些可以带来最高收益的地方。整体而言，我们可以看到资金和人才从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转移，这些资源的流动可以带来积极且巨大的增长动能。资金和人才的流入有助于产业升级，而产业升级也意味着生产出高价值、高差价的出口商品，从而带来整体收入的提高和其他的进步。但是只有发展中国家的各项资源比如资金、人才等，与发达国家等量齐观，上述从富裕国家向贫穷国家的流动才会发生，至于要多久才会实现，没有人知道。尽管如此，国家之间的贫富差距还是有望在整体上出现逐渐缩小的趋势。

遗憾的是，正如大多数经济学家所承认的那样，现实总是不遂人愿，贫穷国家和富裕国家之间的收入差距并没有出现缩小的迹象，与之相反，在过去的150年时间里，富裕国家变得更加富裕，贫穷国家（至少相对于富裕国家来说）更加贫穷。富裕国家在整体上的增长速度往往超过了贫穷国家，贫穷国家一步一步越来越落后。

当然，收入差距的这种现实既不能证明、也不能反驳任何一种发展理论，毕竟收入分歧是各种因素共同作用的产物。有些学者认为这是由于市场没有完全开放造成的—我们在市场化的道路上走得还不够远。但是也有学者认为这是由于对开放市场的过度政治化和政府干预造成的—市场里还是存在着太多的政府干预。还有一种观点认为这是因为政府对自由市场的监督和管理不够充分导致的—市场里恰当的政府干预还不够。这种解释在当前金融危机的背景下显得尤为充分。除此以外，先不管政府做了什么、没做什么，市场的正常运转也同样离不开适合的文化环境、互惠互利和相互信任的道德准则。

在一个完全不同的环境里，我们对市场调节收入的预期有可能是完全错误的，也就是说，我们有可能对某些关键条件产生了误解。假如由于技术或其他原因，这个世界的现实不是边际效应递减，而是递增呢？也就是说，在那些已经盈溢着各种资源的领域，额外的再投资有可能会带来更高的回报，尤其是那些需要高额初期投入的产业，比如硅晶圆生产行业，对于这些产业来说，升级一台已有的设备所得到的直接回报有可能比建立一个新工厂还要高得多。由于对技术的要求，一家大型钢铁厂的生产效率通常要比小型钢铁厂高。我们通常在衡量这些因素的时候会考虑到人力资本，尽管我们很少去思考其中的缘由。一个在波士顿行医的医生通常比一个在哈拉雷行医的医生收入要高很多（也就是说在教育投资上实现了更大的边际效应），就算津巴布韦比美国新英格兰州更需要医生。如果还有更多我们没有想到的行业都是这样的，那么市场确实距离贫穷国家较远。在一个边际效应递增的环境里，如果还让市场自由发展，那么参与者为了追求最高的利益，往往会把资源由稀缺的地方向富足的地方转移，贫富差距扩大就成了市场造成的再正常不过的结果。的确，贫穷国家若是在这种环境中寻求发展，只能通过出台限制甚至破坏市场力量的政策措施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