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到弑父，文学读者也许将首先想到《俄狄浦斯王》和《卡拉玛佐夫兄弟》里的情节安排，还会依稀记得罗伯—格里耶的《橡皮》（1953）、胡安·鲁尔福的《佩德罗·巴拉莫》（1955）等现代派小说所残留的蛛丝马迹。不过，让我真正感兴趣的是父亲的角色如何被子女推翻或取代，我们每个人的精神成长史都有一个很重要的篇章，那就是通过语言文字的暴力行动来完成一次伟大的弑父，正如希腊神话里明眸的雅典娜手持神盾，全身武装披挂地从父亲宙斯的头脑里纵身一跃，就此完成她那不寻常的诞生。

美国自白派女诗人西尔维娅·普拉斯（SylviaPlath，1932—1963）在自杀以前为读者留下了一部为死亡的阴霾所笼罩的诗集《爱丽尔》（Ariel），其中《爸爸》一诗于1962年10月12日写就，被海伦·麦克尼尔在其论文里视为“普拉斯最有名气的诗篇”。八岁丧父的普拉斯充满怨毒地在纸张上欢快淋漓地报复着过早遗弃她而去的那个男人奥托·普拉斯，这位精通多种语言的哈佛博士是位波兰籍移民，在波士顿大学里教授过德语课程，对于昆虫学素有研究。结果在女儿的笔下竟然相继成了一系列令人作呕和恐惧不已的形象：黑色的鞋子将“我”关了整整三十年，灰色的脚趾大得像“旧金山的海豹”；纳粹分子和吸血鬼。普拉斯以诗歌的方式判决了在她的生活里一直幽灵般存在着的父亲：“爸爸，我早就该杀了你/我还来不及动手你就已死去”，“我制作了一尊你的雕塑/一个黑衣男子，一副‘我的奋斗’的嘴脸。”普拉斯甚至还子虚乌有地在诗歌里控诉父亲的暴行：“不是上帝，而是一个‘卐’形徽章/如此漆黑，天空也无法穿过。”奥托·普拉斯摇身一变，成为野蛮的希特勒党徒，开始对着自己“有几分神似犹太人”的女儿严刑逼供，他还生出了雅利安人种才有的蓝眼睛和修剪整齐的小胡子，一袭黑衣，穿着长靴，不愧为“一个老虎凳和拇指夹的爱好者”。

在《爸爸》一诗完成的当晚，普拉斯如释重负地给她的母亲写了封信，声称“事情过去了……我会重新扬起生命的风帆”。

对于父亲的死亡，克尔凯戈尔在1848年的一则日记里写道：我又有了另一位父亲取而代之，那就是“在天之父”，这位独身的丹麦哲学家甚至将死去的生父视为“我的继父”。而其实距离迈克尔·彼得森·克尔凯戈尔的辞世已有十载的光阴，我们的这位存在主义先驱人物仍然耿耿于怀。在漫长而零散的日记里，克尔凯戈尔反复谈到了父亲的忧郁症、淫乱的私生活以及给他带来的种种不幸。我们从中不难读出那些近乎歇斯底里的斥责，时而夹杂着冷冷地讽刺：“一个羸弱的色鬼，一个几乎没有什么性功能的老迈的长者……意欲施予伟大的捐赠，把生命赠予另一个人。得啦，谢您了！”克尔凯戈尔的怨愤来自于父亲无节制的性生活，作为家庭的小儿子，克尔凯戈尔只能接受这样的命运，那就是在他此前诞生的兄长们接二连三地夭折，而自己的身体状况也每况愈下。所有的罪孽似乎都归咎为父亲泛滥的性行为和业已衰退的性能力。从某种意义上说，克尔凯戈尔早就在灵魂深处杀死了他的父亲，当这一天姗姗来迟，1838年8月11日，一个灰色的星期二凌晨两点，老人真的永远闭上了眼睛，克尔凯戈尔又流露出了深切的怀念之情，期望父亲能够再多活几年。

19世纪另一个精神上的弑父者是居斯塔夫·福楼拜，这位曾经被萨特厌恶地描述为“家庭的白痴”的法国作家同样也是父亲统治下的受害人。1844年6月7日，在写给路易·科姆南的书信当中，刚刚经历了第一次癫痫类病症发作的福楼拜感叹自己一半时间在生病，另一半时间被腐蚀内心的烦闷折磨得像“能走动的影子、能思想的幽灵”。这年春天，未满二十三岁的青年福楼拜被迫结束了他在巴黎的学业，可怕的疾病使其找到了专心从事文学创作的借口。5月，老福楼拜医生购买了一栋乡间别墅，从此，作家就在塞纳河畔度过了将近三十六年的幽居生活，克鲁瓦塞住宅房间的绿色灯罩飘散着的彻夜不灭的光芒竟然成为了过往船只导航的“灯塔”。相隔一年之后，也就是1846年1月15日，福楼拜的父亲死于大腿的蜂窝组织炎后遗症。一星期以后，小卡洛琳出生了，福楼拜的妹妹随即死于产褥热，整个这一年悲欣交集，可以视为作家长大成人的决定性一年，和父亲的死亡一样，7月出游巴黎的福楼拜在雕塑家的工作室里邂逅了风流的女诗人路易丝·科莱，很快被其美貌俘虏，他们一起乘着敞篷马车漫游森林，或是在旅馆里翻云覆雨，这也谱写了独身作家情感史的最动人的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