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华在长篇小说《兄弟》的上部里写到大白兔奶糖带给两个孩子的幸福，他们把米饭放进嘴里和奶糖一起细嚼慢咽，感到口水和糖一样甜，和奶油一样香。那天晚上，李光头的母亲和宋钢的父亲度过了一个喧哗的新婚之夜，而由此变成了“兄弟”的两个孩子却捧着糖纸躺在床上闻着残留的奶香，准备在梦里和大白兔奶糖相遇。

糖果勾起了人们许多甜蜜而又辛酸的记忆，想想我们小时候收集过的玻璃糖纸吧，还有那些被蛀空了的坏牙。美国南方作家罗伯特·潘·华伦在他的代表作《国王的人马》里就写过这么一个“糖娃”。此人真名奥谢安，因为他爱吃糖，才得到了这样滑稽的绰号。“糖娃”虽然说话结巴，既矮小又秃顶，却拥有全身肌肉和一支38毫米口径的手枪，他是小说的主人公州长威利·斯塔克的司机和贴身随从。“糖娃”的口袋里总是装满了方糖块，当他把沾满灰黑色的细布绒头儿和烟丝的糖块扔进嘴里时，就会露出一排歪歪斜斜的小黑牙齿。华伦甚至还津津有味地描写道：他吮糖时，那瘦小的、略带神秘味儿的爱尔兰面颊便陷了下去，使他看上去很像一个营养不良的爱尔兰民间传说中指点宝藏的矮妖精。

和“糖娃”相比，英国作家格雷厄姆·格林的长篇小说《布莱顿硬糖》里的杀人犯平基更为心狠手辣，这个十七岁的少年烟酒不沾，对于赌博和女人也不感兴趣，只想坐稳黑帮头目的位置。他是怎样对付告密者的呢？那个名叫黑尔的记者并没有被刀片割破血管，相反，塞进喉咙的硬糖足以使其窒息而死。

加西亚·马尔克斯在和记者门多萨的谈话录《番石榴飘香》里感谢格林教会了他如何探索热带的奥秘，在这位拉丁美洲的弑神者的眼中，“热带的奥秘可以提炼成腐烂的番石榴的芳香”。

糖果似乎魔力无边。《百年孤独》里勤劳的家庭主妇乌苏拉经营着一种糖制小兽生意，而当整个马孔多镇上的小孩和大人们吮着“香甜的绿鸡、美味的粉红鱼和酥软的黄马”时，都不可思议地染上了失眠症。相比之下，弗吉尼亚·伍尔夫《达洛卫夫人》里的退伍兵赛普蒂默斯所患的弹震症更为致命。当他走在繁闹的伦敦街头抬头观望天空时，眼中噙满了泪水，轰鸣的飞机总是拖着长长的尾巴，一团白色的烟雾，不停地盘旋，组成一个个字母，赛普蒂默斯望着那些烟雾拼成的字母逐渐暗淡，直至消失，听到身边人们的谈论，他才知道飞机在为“太妃糖”做广告。这个饱受战争创伤的退伍士兵浮想联翩，关于美、生命、上帝还有杀戮，最终他还是选择了自尽。

长期坐牢的法国作家萨德侯爵拖着臃肿的身体，仍然对于各种糖果和甜食情有独钟，据莫里斯·勒韦尔的《萨德大传》记载，这个监狱里的常客经常狼吞虎咽地消灭掉一堆果酱、果子冻、果汁软糖、糖包栗子以及蛋白酥皮饼、蛋白杏仁舔饼等美食。有一次，他甚至垂涎欲滴地专门写信给妻子索要一块巧克力冰糕，对于黑色巧克力的夹心糖果，放浪不羁的萨德侯爵是这样描述的：“就像被烟熏黑的魔鬼的屁股一样。”

一个叫做棉棉的上海女作家试图以小说的方式安慰读者：《每个好孩子都有糖吃》。对此，棉棉的解释是生活中有太多的痛苦和垃圾，我们要为了爱活下去，把痛苦和垃圾都转化成糖吃下去。

然而，卡夫卡在写给小妹妹奥特拉的书信里却一刻不停地抱怨着：欧洲几乎没有一个国家像波希米亚拥有这么多糖……我不再需要糖了，用蜂蜜代替。

作家们似乎都偏好甜食，意大利女作家娜塔丽亚·金兹布格在长篇小说《家庭絮语》中回忆起了糖果带给她的童年往事。因为家中禁止吃零食，担心孩子们吃坏牙齿，所以只有在母亲教女儿算术的时候，才会在餐桌上摆放几块石子和少量的糖果作为学习用具，而不是一种奖赏。

《家庭絮语》当中还颇为生动地描述了其好友帕韦泽的行状：

我们常从窗口看到他出现在大街尽头，高高的个子，以他那急速的步伐走着；他正一边吃着樱桃，一边用干脆利落、如闪电般的投掷手法，把一粒粒樱桃核朝墙上扔去。

对于习惯在口袋当中装满樱桃的作家帕韦泽而言，刚刚上市的樱桃仿佛有着“天堂的味道”，看上去是那么娇小诱人，犹如一枚鲜艳的少女红唇。不过当街乱扔果核可不太文明，至少应该像拉什迪在《午夜的孩子》当中所开过的玩笑那样：开辟一个房间，专门用来吃槟榔和进行投射痰盂的游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