圣人云：君子远庖厨。长期以来，厨房只是女性的活动场所，或许，极端分子可以考虑把这个沾满油腻荤腥的不洁之地彻底隔离开来，然后在烟熏火燎的门楣上张贴一条“男人不得入内”的禁令。

《百年孤独》里的老祖母乌苏拉在厨房里制作糖小兽，熬制蓖麻油汤药，一刻不停地操持家务。虽然年逾百岁，行将失明，大儿子被人枪杀，他的鲜血沿街流淌穿过海棠花廊渗进谷仓一直流到厨房里，当时乌苏拉在那儿“正准备打三十六只鸡蛋做面包”；但是老祖母不肯放弃培养后代重振家族威望的决心，在她的眼中，“战争、斗鸡、生活淫荡的女人和胡思乱想的事业”是导致家业衰败的四大灾难。加西亚·马尔克斯为这个坚强完美的家庭主妇唱了一首长长的赞美诗。在访谈录《番石榴飘香》里，他告诉记者门多萨，乌苏拉特别长寿的原因是她对于整个家族和全书的情节安排都举足轻重。“妇女们能支撑整个世界，以免它遭受破坏；而男人们只知一味地推倒历史。”

一位墨西哥修女也和加西亚·马尔克斯保持着相近的论调，这位名叫德·拉·克鲁兹的修女发现她自己的心灵经常会在厨房受到激发。她不无幽默地说：如果亚里士多德下过厨房，他肯定会写出更多的作品。

日本女作家吉本芭娜娜（1964—）就是在餐厅里当服务生期间萌发了创作灵感，写下了使她获得第六届“海燕”新人文学奖的畅销小说《厨房》。作为文学评论家吉本隆明的次女，吉本真秀子给自己取了“芭娜娜”这个奇怪的笔名，据说是因为香蕉花曾经给她带来过感动，所以就采用了日本外来语“香蕉”（banana）的音译名。《厨房》弥漫着浓重的死亡气息，令人难以置信小说竟然出自一位少女之手。

在西方人眼里，东方的厨房或许没有多少残暴的色彩，他们大概忽略了那里进行的宰杀烹煮等行为，因为餐桌之上，我们所使用的是温情脉脉的筷子，它可以轻松地夹取食物入口。法国学者罗兰·巴特在《符号帝国》里甚至还对筷子和西方人通常使用的刀叉等闪烁着冰冷银光的金属餐具进行了一番比较，结果发现筷子的一些功用是刀叉所不能及的。“在所有这些功用中，在所有这些动作中，筷子都与我们的刀子（及其用于攫取食物的替代品——叉子）截然相反：筷子不用于切、扎、截、转动；由于使用筷子，食物不再成为人们暴力之下的猎物（人们需要与肉食搏斗一番），而是成为和谐地被传送的物质……”

银色刀叉似乎充满了非人道的野蛮色彩，令人望而生畏。一些西方电影上的切割人肉之类的血腥镜头更加深了我们的恐惧心理。在英国导演彼得·格林纳威的影片《厨师，大盗，他的妻子和她的情人》里充斥着性和暴力，甚至出现了将情人烹制成食物来进行复仇的情节。

厨房里真的藏匿了这么多不可告人的秘密吗？在纽约大餐厅里做了二十八年厨师的安东尼·伯尔顿决定将他的职业生涯娓娓道来，例如他是怎么从刷碗工、配料工、煎炸师、烧烤师、配汁师一步步地当上二厨、大厨，并且最终成为执行厨师长的；又如他将告诉读者餐饮业的一些鲜为人知的内幕，甚至包括“酗酒、吸毒和其他丑行”。伯尔顿希望将真实的生活展示给大家，同时让我们分享他的厨艺。这本《厨室机密——烹饪深处的探险》读来颇有趣味，作品的结构也从“开胃菜”、前三道菜式一直写到“甜点”、“咖啡和烟”，难怪《星期日泰晤士报》称赞这本直率坦诚的畅销书“比斯蒂芬·金的小说还要诱人”。

当然如果要想找一本纯文学的“厨房必备之书”，君特·格拉斯的《比目鱼》（1977）应该是最佳选择。虽然小说借用了格林童话故事《渔夫和他的妻子》作为基本框架，在几千年的历史进程当中自由穿梭，通过叙述者“我”和生活在新石器时代、铁器时代、中世纪、巴洛克时期直至资产阶级大革命等不同历史阶段的九位厨娘的交往和种种关系，来反思妇女阶层在历史上所处的地位。一方面，小说充满了寓言色彩和各种方言、隐喻及典故；另一方面，《比目鱼》还饶有趣味地记录了九位厨娘所创造的九十九道菜肴，俨然又成为了一部蔚为大观的厨艺指南。

英国超现实主义诗人弗朗西斯·斯卡夫（FrancisScarfe，1911—）在《厨房诗——献给特里斯丹·查拉的挽歌》里将诗歌比作“失眠和死亡的节拍器，刻意孤寂的艺术”，诗人就是在厨房里烹调文字的老人。这首纪念达达运动领袖查拉的挽歌所吸引我的并非它在字面意义上所出现的咖啡、面包、稀汤、一根骨头和几粒扁豆，最令人难忘的反倒是这几行诗：

在我神圣的厨房里，

我将夜的百叶窗，

拽过睡梦中的家园。

我将世界搁在掌心里。

毫无疑问，穿越“神圣的厨房”，满足了口腹之欲以后，我们最想用手掌推开的就是那扇“夜的百叶窗”，从而进入更为隐秘的“睡梦中的家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