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后、九○后他们现在遇到生存困境了，我们六○后、七○后为什么出不了这类作家呢？是因为自己活得不错，其实是小时候得了毛泽东时代的恩泽。我们小时候无忧无虑，好多工人都能读黑格尔，你说这是什么社会？所以我们到了市场经济时代，反而活得挺好，自己有本事，这行不行干那行，还能出名。六○后、七○后是得了好处啦，八○后、九○后不行，他们有生存困境。所以现在像一些职场小说啊，还有反映年轻人生活困境的像《蜗居》啊、《杜拉拉升职记》啊等。他们虽然没有明确的阶级意识，不是那么觉醒，但起码他们很真实地写出了这一代人的痛苦。所以说哪怕是用小资的眼光来揭示社会的，也有震撼性，我觉得可以从这里边培养作家。文学史上著名的作家往往都不是专业的，往往都是别人培养出来的，像鲁迅茅盾都注意培养这些人。要培养这些作家，文艺批评非常重要。

现代文艺和古代文艺有很大的区别，它是理论先行的，要有意识，有批评来开路、来引路，不然就是那个杜勃罗留波夫说的黑暗王国，没有光线照进来的。必须要让这个黑暗王国有一束光线照进来，要开拓这个东西，现在正好有这么一个需求，又有这样一个空间，那么从文体上说，我觉得要更多地重视便于传播的大众媒介。长篇小说、诗歌在传播方面太传统，不利于传播，影视是一个非常好的办法。你看前几年韩毓海搞的那个《星火》，就直接诉诸于看电视的人群，很多打工的人看了都会流泪。

教育必须往这个方面转变，包括一些话剧。总体上我觉得要学习“讲话”，要认识到在这个时代文艺还是斗争，文艺界充满了斗争，要有这个斗争的意识。要斗争你就要讲立场、讲策略，去团结谁，把谁团结到什么程度，然后做到要怎么样让人民群众相信你。人民群众现在大部分还是像鲁迅讲的那样很愚昧，分不清谁是自己的朋友，谁是自己的敌人，很容易被分化瓦解。我前几天在博客上写，我坐飞机延误六个小时的事情，我早就判断出要延误这么长时间，但我开始说的时候，周围的乘客都反对我。他们都说你这个乌鸦嘴，闭上不许说，到最后当他们知道延误这么长时间的时候，他们又说你怎么不早说。

要怎么去跟群众沟通，要怎么去应付文艺界和学术界的确很困难，所以我觉得对批评界，哪怕有一点儿正义的声音，我们都要去团结他、去支持他。比如也有李建军这样的批评家，这样的批评家是很难得的，他就敢于去批评贾平凹，他是不谋私利、非常公正的批评。从这几个方面入手，去解答云雷开始提到的“我们现在还能不能有人民文艺？”这个问题。我觉得是有希望的，因为生活逼迫得必须要有了，现在不是光工农群众活得不好了，小资现在也活得不好。我判断现在中国的形势是，少数利益集团光吃穷人已经不够吃了，他们现在要把一部分中产阶级打入贫困，然后他们也要把你们变成他的肉。现在是一个小资也有反抗情绪的时代，所以我认为这个人民文艺还是大有可为的。

郭：我觉得孔老师刚才说得很对，其实这也是一种斗争。我觉得我们现在学习《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最主要的结论就是要争夺文化领导权，争夺对这三段历史的解释权。

孔：最近习近平同志讲话强调要端正文风问题，我觉得这是党的一部分领导人认识到，党的很多问题集中体现在文风上。其实当年延安整风，最成功的是文风，因为文是人的思想的体现。你看现在网上经常批判一些官员说话不对，整理了那么多最牛的什么什么话，已经恶劣到这种程度。党风不正，直接体现在文风上，一个是文件上的那种文风，另一个是官员说话的那个文风，这个文风是一个突破口。风气正了，风成了风雅颂的风，我们的民族就有希望了。

2010年5月23日于乌有之乡书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