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的文化有没有缺点呢？当然有缺点，这个缺点和那个时代的缺点是一样的，因为每个时代都有自己的局限性。我们说高大全没错，但是高大全作品或者有高大全倾向的作品过多，这是一个问题。那就会造成对人物要求过高，对文艺作品中人的思想境界要求过高，随之导致的是对日常生活中人的道德品质要求过高。要求过高有个什么结果呢？就使大多数人民觉得自己活得不合格。

我们今天这个时代也是，让大多数人觉得自己活得不合格，这个感觉是怎么来的呢？因为我们的媒体天天在制造成功人士。媒体随便卖一种东西，卖一个破洗发水，他得是国际影星，人都得那样，都得不穿衣服躺在浴缸里用这种洗发水。你好不容易说我赶时髦，我也用这种洗发水，明天一看，他又使另一种洗发水了。你老是不合格，你老觉得自己活得不对，你老觉得自己是三等公民。人家那才活的是一等公民，你看人家开那样的车、拿那样的手机。

电视里每天都告诉你，你不是人，你永远没有成功的一天。你要是有成功的一天，资本家的东西就卖不出去了。资本家为了要拓展他的市场，让他的东西卖出去，就必须天天给你这样一个感觉：你活得还不够格、还不行，你得像我这样的才行。其实资本家自己未必是那么过的，但是他要塑造那样的形象。

“文革”是从另一个方向——从人的道德角度，让你觉得自己老得斗私批修。你看人家那个形象多好啊，人家捡了一分钱给警察，有的人捡了五分钱自己买冰棍了。就这样一个小缺点不被允许。我们这个社会主义刚建立了十几年，不到二十年，一代人的成长还没有完成，你要求人有这么高的道德品质修养，出发点是好的，但实际上做不到。大多数人民都是从旧社会过来的，你得承认这个事实。我们的父母都是从旧社会过来的。他们的很多思想也会影响孩子，你让我们完全做到大公无私，就是我这个长在红旗下的红小兵也做不到。即使我能做到，我班里的同学都做不到。我捡了一分钱交给老师了，老师表扬我是好孩子。另外一个小孩一看，这事儿有利可图啊，他从自己兜里掏了一分钱，说，老师我也捡了一分钱。老师也表扬他，这就助长了弄虚作假。

当人民的道德水平没那么高的时候，我觉得还是古代的圣人说得对，你推行一个道德的时候要合乎实际，要合乎这个社会的实际发展水平。你过多地铲除人的私心就容易造成“水至清则无鱼”。“四人帮”讲的那些话对不对？从理论上都是对的，但人民真的不喜欢“四人帮”，为什么？就是他们讲的东西过高，人民跟不上。那个时候只允许小孩有缺点，大人只要有了缺点就要批评，就小孩有缺点。

“文革”中有一批以小孩为题材的作品特别成功、特别受欢迎，最受欢迎的就是一部电影叫《闪闪的红星》。因为小孩可以有缺点，小孩的思想还没发展到那个程度。《闪闪的红星》是1976年的电影，今天看来可以说是“文革”的一个警示，因为《闪闪的红星》通篇就告诉我们一个道理：还乡团就要回来了。我经常想起胡汉三的台词，“谁吃了我的什么，给我吐出来”。所以说文学是非常玄妙的，你当时不知道这部电影的伟大意义，你光觉得好。

《闪闪的红星》这部电影拍得确实好，没看过的同学可以找来看看。里面充满诗情画意，非常优美啊，李双江唱的那个“小小竹排江中游，巍巍青山两岸走”。中国人讲谶纬，这个谶纬就是预言——《闪闪的红星》是个预言。潘冬子还没来得及长大，胡汉三就回来了。而我们那个时候其实都没有警惕性，没有这个警觉，就沉浸在诗情画意里了。

我这个人其实骨子里是很懒惰的，我今天所做的事情，比如社会上对我的评价，赞扬也好、批判也好，都不是我主动做的。因为我小时候没有做好迎接阶级斗争暴风雨的准备。我小时候就沉浸在闪闪红星这种氛围里，我觉得没有什么事可做——很遗憾，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给我们打下了红色江山，农民种着地我吃着粮食，工人给我生产工业产品，解放军叔叔保卫着边疆，我还有什么可干的呢？觉得特失望，决定这辈子就混过去了。

后来八十年代也觉得挺好的，八十年代我还上大学了，工作也挺好，个人生活也不错，就养成了一种懒惰的习性。到现在谁问我，我的真心话都是，我想当一个苏东坡那样的知识分子。没事三五好友在窗底下喝点茶喝点酒说点闲话，开开玩笑猜猜谜语，我就愿过这样的生活。是有一种势力不让我过这样的生活，我与世无争都不行，他逼到你鼻子和门槛儿来，非得让你同意他，非得让你站队不可。我没有办法，我愤然而起。是这样的社会把我这样的人逼得愤怒了，把我这样一个真正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说成左派，可见这个社会已经堕落无耻到何等地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