碎   花

言  子

林家的女人是妖娆的，我母亲是其中的一个。

生产队一些懂得美的男人，把母亲纤细的腰身称作水蛇腰，弯弯的眉毛叫做柳叶眉，瓜子脸上的眼睛看成黑葡萄。有点文化的人，又说母亲的腰身是杨柳腰。镇上一些大女生嫉妒母亲的美，一个高年级女生有次在上学的路上，有意当着我对另一个女生说：“她妈妖冶得很，这么大年纪了还扎长辫子！”我走在前面听着很羞愧，恨母亲为什么不和大家一样梳妈妈式。我们那里的女人，不管是镇上的还是乡下的，结了婚尤其是有了孩子，都梳妈妈式，耳鬓两边撇两颗黑钢夹，就连公社的妇女主任，那个高挑白净、喜欢穿一件灰卡其衣裳的女人，也和大家一样梳着妈妈式。母亲是三个孩子的女人了，又是乡下的，还梳两条长辫子，不是遭人说吗？那时母亲不过三十出头，还算年轻，但在女孩眼里，她已经老了。就像我三十多岁时，女儿也觉得我老了。母亲的辫子不粗，黑亮，到辫梢，跟耗子尾巴一样。就是这样两条长辫子，天天搭在母亲的杨柳腰上，配上那件碎花衣裳，作为乡下女人的母亲，的确比好些镇上的女人多了几分风韵几分妖娆。在那个流行黄灰蓝的年代，母亲无疑要承受众人的口舌。母亲不管这些，走自己的路，让他们说去。母亲这一生不能成为城市人，不能过城市人的生活，但她可以选择穿什么样的衣裳，也可以把自己打扮得像个城市人，这是母亲的自由，也是她借之实现心中的梦想。从小我就知道，母亲是多么想做一个城市人。我的父亲没有能力实现她的愿望。

那是一件细灯草绒碎花衣裳，枣红色底子、黑白碎花、对襟盘扣、两端开衩。从领子到下摆，裹了青贡呢边子。春秋时节，不管是上街还是下城，母亲都喜欢穿这件衣裳，有时下城回来来不及换，母亲也穿这件衣裳出工。如果不是肩膀上扛着锄头，看母亲的那身打扮，还以为她是走人户，幸亏大家知道她是谁，不然会把穿得洋气的母亲当做城市人。不管从长相还是衣着，母亲没有一点乡土气，既让镇上人妒忌，又让乡下人看不起。我的母亲，在与众不同的同时，不管是走在镇上还是劳作在乡村，都有些格格不入。有那么几年，春天和秋天，赶场天，母亲喜欢穿上那件枣红色碎花灯草绒衣裳上街，她去医院的挂号室找李医生。李医生是从宜宾调来的，单亲母亲，有一个和我一般大的男孩，和李医生一样长得白白胖胖。李医生也扎了两条长辫子，身段远远不及母亲，但那陶瓷一样闪着光泽的皮肤，就像来自另一个国度。乡镇医院，就是赶场天，也比较冷清，无人挂号的时候，我母亲就和李医生一起拿着一张歌单唱歌，她们小声投入地唱着，我在旁边听着，极端无聊，常常一个人跑到街上看晃动的人头。看着看着也无聊，又跑回挂号室听她们唱歌。有时我们也在李医生家吃午饭，她和那个小胖子住在医院，两间小屋子，是分开的，从一间屋去另一间屋，要出门。房间拥挤，摆了床、箱子、书桌、饭桌、凳子、炉子，印象深刻的是一张长条桌上，摆着几只暖水瓶、几副碗筷，吃饭的时候，她都要用开水烫一遍碗筷，还说她从来不喝隔夜的开水。那样的洁净，体现在她的外表上，是一双横扣平底黑皮鞋，每次看到都是黑亮黑亮。吃饭的时候，我们坐在门边，对着那口小天井。我对小天井也印象深刻，有一丛芭蕉，顺着一张张阔大的芭蕉叶望上去，能看到黑苍苍的瓦脊，瓦脊上是一角白茫茫的天空。李医生洗用的废水，都倒进天井。我和那个同龄男孩，从来不说话，也不一起玩，不知是天生的少言寡语，还是无形中就有着隔阂。

到了冬天，母亲把那件碎花灯草绒衣裳放进衣柜，找出一件天蓝色毛呢衣裳，那是母亲最好看的一件高档衣裳，厚实、光滑、平整，交织的经纬线都是密密实实的。整个镇上，我从来没看见有人穿过这种衣裳，李医生也没穿过。那是父亲探亲时从外地买回来的。母亲嫁给父亲最大的好处，就是能够不断地穿时新衣裳，让所有乡镇女人又羡慕又嫉妒。母亲穿着天蓝色的毛呢衣裳上街，街上人看她的目光复杂，尤其是女人的目光。母亲视而不见，一路走进李医生的挂号室，和李医生一起唱歌。

过了几年，李医生调走了，去了横江的一家医院。从此，我再没有见过李医生和那个白白胖胖的男孩。我母亲，也没再见过他们。

李医生一走，母亲不再去医院，也没有人和她一起唱歌了。形单影只的母亲，走在乡镇，更加地寂寞、孤单。父亲买回来的衣裳，时尚又高级，却不能帮母亲的忙，穿在母亲身上，更增添了她的孤单寂寞。生产队的人，嫌母亲打扮得给个城市人一样，不像个乡下人，看不惯，尤其是那些上了年纪的男人，看到母亲都要皱眉头，目光里的厌恶一点也不掩饰。他们一向认为，农民就要像农民的样子，穿得跟个街上人一样像啥子！不符合他们的审美。镇上的人想：一个农民，穿得跟我们街上人一样，比我们街上人还穿得好，哪有这种道理！穿得再好打扮得再洋气，还不是个农民！母亲一直处于这种尴尬的境地，与乡村和城镇有着深深的隔膜。要知道我们赵场虽然不大，处于僻静之地，一年四季都难得有外地人过来，但镇上住的都是居民，吃着国家的供应粮，虽然他们的工作都是卖油盐酱醋，卖肉卖饭卖耙粑踩缝纫机，却是国营的，是正儿八经的城市人。尤其是这些人的子女，比他们的父母还要有优越感，很鄙视乡下人的。

孤单寂寞的同时，有几次，母亲的新衣裳也满足了母亲的虚荣心。有次是毛领大衣，父亲春节带回家的毛领，我母亲上街去做了一件蓝咔叽的短大衣。现在想起，那毛领大衣一点也不好看，穿在身上也显得臃肿，脖子短的人，被一匹硬邦邦的咖啡色的人造毛领罩着，连脖子都没了。但有那么几年，特别流行，要是冬天有人穿一件毛领大衣，是很洋盘、让人羡慕的。流行并不等于普及，珍贵的是毛领，虽是人造，不是随便能买到的，要凭票买。棉花棉布都好说，就是那匹毛领不好弄，但少了一匹毛领，就是一件谁都穿得起的普通大衣。缝纫店的裁缝是个讲究高大的外地男人，不知怎么在我们赵场落了脚，他给母亲裁毛领大衣时，问毛领哪里买的，母亲说是父亲买回来的。裁缝就要父亲也帮他买一匹。我父亲回单位后，寄来了一匹毛领，一起寄来的还有一件半高领的细羊绒对襟开衫，宝蓝色。不久，我上街，就看见裁缝穿了一件铁灰色的毛领大衣。而我母亲赶场，宝蓝色的细羊绒衫外面，罩了那件高级的天蓝色毛呢外衣，正好露出扣着同样颜色的有机玻璃扣子的领子，被镇上几个放学的高年级女生看见，她们也顾不得矜持，上去看母亲的羊绒衫，问母亲的羊绒衫哪里买的。其中一个长得漂亮的女生，要父亲给她带一件回来。过了两年，母亲在夏天，又穿了一身的确良。裤子是米色的，衬衣是月白色小方格。母亲的这身衣裳，又招来不少复杂的眼光。那时的确良刚刚开始时兴，还没有普及、泛滥，是工业社会的一种新式面料，大家都觉得稀奇，都想丢掉穿了一生的布衣，去穿的确良。我母亲是第一个丢掉布衣的。在我们乡镇，母亲第一个穿的确良这样的化纤料子，当时最流行的面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