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工业革命仅仅依靠科技的进步和对煤炭的开采就得以冲破地域的限制走向世界，这一点难免令人匪夷所思，因为芬德利和奥洛克在书中提到，截至18世纪，基本上西欧所掌握的所有科技，包括将煤炭用于金属冶炼，在中国早已出现。早在11世纪，由于使用焦炭作为燃料，中国铁制品的产量翻了两番，中国仅1078年一年就生产出了15万吨铁，相当于整个欧洲1700年的钢铁总产量。当时世界上最大的城市是中国的北方首都开封，拥有75万人口，伦敦直到18世纪70年代才拥有如此规模。即使到了18世纪末，印度的纺织品以及中国的丝绸和瓷器仍是世界上出口量最大的商品。到了19世纪，中国和印度的工业水平出现了退步。在人类历史上，不同区域在不同时期都曾出现过迅速的经济增长—也有人称之为经济腾飞，但是这些繁荣总有结束和回归的一天—直到19世纪的英国，我们似乎看到了例外。

英国的这次经济腾飞持续时间极长，波及范围极广，甚至对整个世界都产生了或好或坏的影响。芬德利和奥洛克认为这背后的原因并不是简简单单就能说清楚的，但他们提出了至关重要的一点—地理因素。在他们看来，西欧尤其是英国的地理位置非常优越，因其位于大西洋的边缘地带，一旦拥有了海上霸权，就能毫无阻拦地通向美洲大陆。而这块新大陆拥有一项极其丰富的资源，并且是英国和欧洲其他国家一直以来十分匮乏的，这就是土地。土地不仅是生存空间的来源，而且是食物、纤维（羊毛和棉花）、建筑材料，以及工业煤矿开采之前的燃料（即木材）的重要来源。马尔萨斯认为历史上的经济腾飞最终都难免走向终结的原因是：人口爆炸导致食物短缺，继而出现的饥荒又导致了人口数量的大幅减少。而西欧的这次经济繁荣却没有出现虎头蛇尾的情况，原因就在于美洲新大陆这家巨大的“土地银行”以及随之搭建的国际贸易结构。“这不仅让欧洲各国得以输入越来越多的食物和原材料，而且还让它们将大量的人口输出到海外以应对迅速膨胀的人口规模问题”。一扇机会之窗打开了，“让欧洲彻底摆脱了马尔萨斯的人口平衡理论的窠臼”，欧洲终于打破了边际效益递减的铁律，实现了经济的持续增长。欧洲制造业和美洲大陆通过国际贸易的连接形成了一个贯穿19世纪的成长体系，“两个关键因素—灵活的海外土地供应以及不断降低的运输成本，让欧洲在人口快速增长的同时，避免了资源匮乏、食品涨价以及穷人生活质量下降等现象的出现”。由于美洲大陆节节后退的边境线，欧洲的工业革命以及19世纪的经济扩张才成为可能，到了1914年，欧洲及其包括美洲在内的属地占据了地球表面84%的面积，无论是亚非欧大陆上七个区域中的任何一个区域，还是成吉思汗统治的中亚，都不曾达到过如此规模。

1914年是一个充满厄运的年份。在这一年里，外界再也没有剩余资源可以掠夺，欧洲各国及其属地之间为了分赃陷入了激烈的内斗。随着战争的爆发，世界贸易出现了停滞，保护主义将世界经济推向了大萧条的深渊，而大萧条反过来又进一步刺激了保护主义，从1914年到1945年这段时间完全可以称得上是“去全球化”时期。“二战”结束后，全球化又重新艰难地站了起来，逐步走上发展的正轨，但在两个重要的方面与1914年以前的全球化进程存在差异。第一，受苏联和冷战的影响，全球化的范围被严格限制在美国、西欧、澳大拉西亚①、东南亚以及日本，20世纪末由第一世界向第三世界如非洲和拉丁美洲转移的资本规模远不及19世纪末。1945年以后，第一世界国家在美国强大的军事力量的保护下，加上布雷顿森林固定汇率体系带来的稳定，美国以及其他发达国家的贸易开始重新焕发生机，资本积累的步伐也开始逐渐加大。然而，随即出现的对一个更大、更完整和国际化的资本市场的需求，以及对换取美国军事保护的代价合理化的需求终于在1971年导致了固定汇率体系的破裂，1973年原油价格的突然暴涨最终让第一世界的大量资本流向了第三世界。全球银行业的发展潜力大为提高，经济活动延伸到更为广阔的领域，西方与第二（共产主义）世界的竞争激化。1989年，由于无法在保持军事均势的情况下满足国内消费者的需求，苏联走向解体，世界经济重新回归“全球化”，但却难以恢复19世纪末的盛况了。而在那些仍然延续并不断扩大的差异和分歧背后，2007年的危机已经在悄然酝酿了。

第二，尽管在过去30年里经济生活全球化给全世界带来了诸多好处，帮助数以亿计的人从贫困和绝望中走了出来，但是我们不能忽略其发展的片面性，这种发展是极其危险的。一个完整的全球化模式仅仅出现在抽象的金融领域：取消对原材料的贸易限制比以前更加困难，许多旨在减轻贫困和提供补助的政策因为多哈回合谈判的破裂而停滞不前。对于绝大部分人来说，2000年的工业产品关税要高于1913年的水平，与此同时，农产品关税也没有低到哪里去。仅在2001年，富裕国家（主要包括北美、欧洲和日本等）为农民提供的补贴就达到了3 110亿美元，甚至超过了非洲撒哈拉以南所有国家的国内生产总值总和。世界银行曾算过这么一笔账，如果农业贸易在全球范围内实现自由化—也就是取消所有直接和间接的津贴补助，那么发展中国家在2015年以前每年将会增加3 900亿美元的收入。

诸如进口配额等非关税壁垒在20世纪末的意义要远大于20世纪初，在所有的非关税壁垒政策中，最具有破坏性的要数国家间对经济移民的限制了。当资本实现了在全球范围内无阻碍的流动时，劳动力的转移—除了在欧盟内部—却必须服从于比以往更为严格的移民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