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们所说的“全球金融危机”实际上就是一个“全球政治危机”的开始。回顾1989年以来的全球化进程，问题并不能简单地归结为对商业扩张的过度限制以及对金融扩张的限制不足。问题的关键在于，随着全人类越来越相互联系、相互依存，除了世界贸易组织等少数例外，全球性的管理和规范体制在政治、军事和经济领域都没能建立起来。尤其让我们感到失望的是，这样的一个新秩序早在1945年随着一系列国际组织的建立就已经初具规模了—联合国、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以及世界银行，这使得全球的联系达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美国的加入使联合国和国际联盟之间产生了显著差别）。这些全球性组织让1945年的国际政治格局与一年前产生了至关重要的区别：它们向全世界传达了一个意图，那就是世界大战结束后人们所期盼的和平的国际竞争与合作不应该像19世纪末的全球化那样，因为一次不可调和的冲突而终止。

但是到了1989年以后，这些国际组织的发展开始逐渐偏离了初衷，而且还受到越来越多的敌意和轻视—它们的存在或被认为是理所当然的，或被看做多余的，或被指责为外部冲击的始作俑者，而各个国家的政客们又不愿承认这些冲击其实早已超出了他们的控制范围。即使是最为成功的超国家机构—欧盟也曾遭到曲解和误读，比如，在制定欧盟宪法的讨论会上，就有人提出欧盟是全球经济发展过程中出现在欧洲之外地区的社会经济变化的根源。颇具宿命意味的是，各国的政治领袖们都没能抓住一个非常简单的真理，那就是一个全球化的经济必然要求一个全球化的政治形态与之匹配。英国独立党曾公开指责欧盟将剪草机的噪声分为3个级别是一项荒谬的政策，那么，难道英国国内将剪草机的噪声分为16个级别就不荒谬了？一整套国际公认的标准对于国际贸易来说至关重要，尤其是在工业生产领域，总部设在日内瓦的国际标准化组织（ISO）可以说是维护世界和平的突出贡献者（该组织也为剪草机制定了4个标准，包括噪声测试规范）。

全球贸易意味着全球标准，全球标准就需要全球规范和管理，但问题是：由谁来管理？在苏联解体后的20年经济繁荣期里，全球金融体系的运行促进了全球贸易的发展，但是上述那个问题在全球金融体系内部却无人问津。一方面，金融家们理所当然地认为“我们靠自己能行”；另一方面，靠银行创造的税收过活的政府也不愿意将它们手里高产的奶牛拱手让给一个集体农场。结果是，当泡沫破灭时，政府只能在一旁扼腕叹息：政府连规范和管理那些国际化大银行的能力都没有，更不用说为其提供担保了。但是，由于找不到一个拥有必要权力的全球机构，这些政府也只能将责任都揽到自己身上。关于1914年的教训，1945年的那一代人吸取得要比1989年的那一代人更加充分。

1914年的教训到了今天依旧具有警示作用。纵观整个19世纪，只要美国的边界还对全世界开放，那么就没有必要将问题上升到政治高度。19世纪20年代，黑格尔在他的《历史哲学导论》中评价道：除非美国做到了对西部的地域限制，否则将无法实现一个国家应有的身份认同。1890年，美国正式宣布关闭边境，这绝不仅仅是一个象征性的举动，而是具有极其深远的意义。按照黑格尔的观点，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国家一定是在某些方面具有局限性的—比如资源的匮乏，从根本上来说就是土地不够用。政治就是用来帮助人们合理分配捉襟见肘的资源的，国家的身份认同、政治品格就是通过一个个决定表现出来的，这些决定势必会遭到其他一些国家的反对，所以在施行过程中有时候还需要诉诸武力。美国关闭国境、宣布“从现在起美国的土地限量供应”的政治影响力不仅仅局限于美国国内，更扩大到整个全球体系。而在这之前，该体系的发展完全依赖于美国不受限制的土地（资源）供应。

在1884~1885年柏林会议之后的20多年时间里，广袤的非洲大陆成了美国的替代品，但是政治斗争却比以往的任何时候都要激烈和残酷：经济生活已经超越了国界，因此就需要一个超国家的政治监管者来分配日益紧缺的资源。但在当时，各国政府的想象力还不足以应对如此巨大的挑战，它们非但没有选择应对，反而将杀戮的战场延伸到了位于欧洲西部的佛兰德斯和加利西亚。一个世纪之后，或许一切会朝着更好的方向发展。我们有理由相信2014年不会像1914年一样，而且2007年的股市崩盘也不会重蹈1907年和1932年的覆辙—在随后的第七年均爆发了战争，因为在20世纪初我们有37个政府间组织，到20世纪末这个数字变成了6 743个。无论标志着当前这场危机结束以及下一场危机开始的大事件是什么，都将颠覆标志着20世纪基本特点的有关国家和民族的传统观念，与此同时，即将到来的大事件还将会改变我们对19世纪帝国的看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