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文 殷占武

以史为鉴，可知兴替。

2010年12月1日是中国股市的第4 956个交易日。

自1990年12月1日深圳证券交易所试营业以来，中国证券市场仅用20年时间，跨越了全球主要资本市场花几百年才走过的路。

如今，这个新市场已经从20年前的十几家上市公司，几十万名开户投资者，不足百亿的市值，变得如此庞大。沪深两市有超过2 000家上市公司，总市值接近27万亿元，投资者队伍更是数以亿计。沪深两市共有A股有效账户13 246.65万户。

在历史的横向和纵向坐标中，仅就对中国的影响而言，似乎还没有一个行业像证券市场这样，影响着那么多人的财富观和命运。过亿的投资者群体出于对自己财富的关注，可称为社会最大的稳定器之一。

在市场内部，相对完善的证券期货法律法规体系逐步清晰；区域性市场早已变为历史，集中统一的全国证券期货监管体制正在促使一个高效的全国性市场走向新的飞跃；包括主板、中小板、创业板和新三板在内的多层次市场格局框架基本确立；市场已经能够为投资者提供多样化的金融产品。

在经历20年的风雨磨砺之后，认识上的飞跃更是深入人心，新的创新正在酝酿，证券市场已经告别误区，真正开始回归本源：优化资源配置，促进经济改革和发展。股市成为国家经济结构转型、增长方式转变的主要实践平台和重要推手之一。

中国证券市场与中国经济共同展示着全球性影响力，彰显着资本力量和国家意志。来自世界交易所联合会的统计数据就显示出这一中国“增长神话”。2002年年底，沪深交易所还在58家成员交易所排名中的第13和17名徘徊，总市值分别仅为排名第一位的纽约证券交易所的3.4%和1.74%。现在，随着以四大银行和中石油等大型国企的上市以及多层次市场的迅速发展，这个统一市场的市值已居全球三甲之列。形象地说，“世界最大的银行，最大的油田，最长的铁路”都在这里生根。

中国经济牵动着世界经济，中国股市也越来越成为影响全球市场的重要因素之一。全球的股市神经会因“中国式震荡”产生波动，这种影响正逐渐成为一种常态，成为全球投资人关注的日常指标。

某种程度上，中国证券市场提升了中国经济的话语权。在走过“幼稚期”之后，到了举行20岁“成人礼”的时候了。

历史的告白

我们说中国证券市场带有母体的基因，是中国经济走鲜明中国特色道路的一个产物。其实，稍微留心一下海外市场的变化，你就会感到世界股市里的“中国元素”有很多。

“不会因为伟人的去世，中国12亿人追求财富的意志而改变”。这是20世纪90年代初邓小平南行，向全世界传递了中国改革开放信心之后，国际投行家们对未来中国资本市场趋势作出的准确判断。

1993年摩根士丹利的一份报告展示了国外大型银行的远见：看好中国内地经济，中国概念备受瞩目。这份报告告诉全球的投资者，如果拥有了中国股票，你就拥有了中国的未来。于是，在中国香港，中国业务、中国概念、中资控股公司红筹股被外资追逐。邓小平南方讲话之后，港股在全年243个交易日里，恒指40多次创历史新高，在有效交易日里，几乎每隔一周多的时间就创一次新高。这就是香港股市有名的“摩根震荡”。

1993年12月10日恒指破万点。联交所员工在欢笑和香槟中迎来了新年。新年一过，1994年1月4日恒指突破12 000点。

那时，中国内地的股市还不足4岁，尚在襁褓中。

让我们再向历史的远方瞭望，切入一个历史镜头。邓小平复出后第5天，邀请科教元老参加国务院科教座谈会，老先生们说资产阶级世界观还没有改造好，一定好好改造。但小平要求多反映问题提建议，有人“斗胆”提出恢复高考，小平当场拍板。小平话落，所有在场人站起，连旁边的服务员也一齐鼓掌，时间持续了5分钟。

从那时起，一个新的时代就开始了。

中国的现代化转型是在制度性变革的基础上完成的，经济是先导，股市则在此起着重要的作用。不过，前者历时30年，后者历时20年。

在30年之前的漫长历史中，中国的“精英”和读书人对于什么是社会生产组织，金融组织、货币组织、税收体制等，基本不关心，所知不多。那是一个争论“主义”的时代，对于“体制”的理解十分茫然和肤浅。

20年过去了，我们回望这个背影，找到了进入下一个20年走得更远的启示和思考。在这个大舞台上，这里充满人性特征和民族性的变化，这种延绵还会继续。理论和观念上的争论早已不复存在，历史的规律无法抗拒。

邓小平的丰功伟绩之一是他的思想理论内核闪烁出的光芒，让改革创新这驾快车没有一种力量能刹住，从而阻挡了历史的脚步。

不管你是否承认，除了制度安排本身对于企业、资源、社会组织等方面的影响之外，在财富观念深入人心的过程中，中国股市正在推进着社会民主的进程。

股份制在体现民生的同时，增强了人们的民主意识，促进着民主的发展，使社会民主有了坚实的经济基础。中国股票市场现在有1亿名投资者，是欧洲多国人口的总和，是参与人数至多、社会影响至巨、牵动行业至广的全国市场。股民自觉关心和监督企业和行业的生产和经营、关心美国大选、伊核问题、海峡两岸局势、国内时政。所有这些与他们的财产息息相关。尽管这些出发点是出于对自己投资和财富的关心，但一旦成了股民，就把自己和企业乃至国家的利益联系起来。只有在一个高速发展、和谐稳定的社会环境下，股市才能提供赚钱的可能。这个庞大的群体由衷地希望国家稳定、经济健康向上。这跟我们党建设小康社会、和谐社会的诉求十分一致。

中国股市之所以能够迅速发展，是创新的结果，是思想解放的结果，是改革开放提供了坚实的理论基础的结果。

先后在国家体改委、中国证监会和银河证券担任领导工作的朱利，既有资本市场设计者的经历，也兼有资本市场监管者和经营者的经历，对20年资本市场的发展，他心得颇丰。在谈到发展资本市场对经济社会，特别是对转轨期经济社会的意义时，朱利认为，资本市场是国民经济从计划体制向市场体制转轨过程中的一个重要平台，它既是两种体制的相互较量，并且逐渐表现出市场体制占据上风的擂台，也是两种体制实现磨合、协调、平稳接替的平台。例如，从所有制的角度来说，我国和前苏联有相似的所有制基础。在我国的体制改革实践中，我们建立了资本市场，发展了这个市场，善用了这个市场，从而实现了改革平稳推进、全民总体受益的重大成就；而前苏联却是通过巨变式的休克疗法推进改革。两种改革方式和路径带来了不同结果，这是能看清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