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革命大批判”，是“文化大革命”的一个重要内容，攻击的矛头主要是针对刘少奇。现在可以看得很清楚，“文化大革命”中对刘少奇的所谓批判，完全是一种断章取义、颠倒黑白、无中生有的歪曲攻击，是十分荒谬的。

对刘少奇的批判经过了一个逐步升级的过程。1966年8月5日，毛泽东写了《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从此开始了对刘少奇的批判。

有一种观点认为：1965年11月发表姚文元《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就已经在批判刘少奇；这以后批“三家村”、北京市委、《二月提纲》，都是批判刘少奇；《五·一六通知》也是批判刘少奇，其中“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就是指刘少奇。

笔者认为这种说法缺乏根据。因为在这段时间里刘少奇继续受毛泽东委托在第一线主持中央日常工作，包括领导“文化大革命”。《五·一六通知》就是在刘少奇主持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通过的。在这期间，刘少奇的地位和周恩来、邓小平等没有什么不同。至于“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这一提法的原委，我们在前面已经作过评述。

还有一种说法，也就是林彪1969年4月在九大政治报告中的说法，认为建国后意识形态领域的历次斗争，包括批判《武训传》、《红楼梦研究》，批判胡风，批判文艺战线和文化部、卫生部的“修正主义路线”，都是在批判刘少奇。这就更是无稽之谈了。

所以，笔者认为，只是在毛泽东写了《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之后，才真正开始了对刘少奇的批判。

毛泽东的《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写于1966年8月5日，8月7日作为八届十一中全会文件发给与会人员。全会随即改变了原来的议程，开始讨论毛泽东的“大字报”，当然也就开始对刘少奇提出批评和批判。批判的内容主要是派工作组，指责这是犯了方向、路线错误。这一指责是没有道理的。派工作组是中央集体决定的，目的是为了使党的领导不致中断，防止局势失控，谈不上什么“方向、路线错误”，这一点我们在前面已经叙述过。不过，当时的批判只限于八届十一中全会范围内，而且在批判发言时没有指名，会后也没有往下传达。全会没有作出要继续批判刘少奇的决定，刘少奇在全会上也仍当选为政治局常委。所以当时不少人，包括刘少奇本人，都认为问题已经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