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新变法期间，各种传播新思想、救国图强的学会纷纷建立。到1897年底，各地已建立以变法自强为宗旨的学会33个，新式学堂17所，出版报刊19种。到1898年，学会、学堂和报馆达300多个。

1894年4月，一名年仅28岁的广东香山的热血青年孙中山找到其同乡郑观应，托郑观应将其救国八千言《上李傅相书》转交给李鸿章。当时孙中山一腔热血主张变法自强，不料遭李鸿章冷遇，遂赴檀香山创建中国第一个资产阶级革命团体兴中会。从此，孙中山便对腐朽的清政府彻底死心转投革命，并于次年策划广州起义，事败后流亡海外。

而另外一位对大清王朝死心的人，其身份和举动足以震铄古今。这位草根出身的江苏南通人，在1894年（光绪20年）慈禧太后六十大寿辰恩科会试中高中状元。而仅仅几年后，接受过维新思想的他看到恩师翁同龢被罢官，大清王朝暮霭沉沉，官场险恶难测，断然放弃仕途，选择“下海”经商。这位勇士的名字叫做张謇。

状元“下海”经商，估计是唐代开科举以来最大的笑话，就在文明开化的今天也有人说三道四。张謇“下海”经商的行为，颠覆了千百年来所有人的价值取向，今日看来就像金石掷地，锵锵响亮，发出时代明流的声音。

虽然张謇精于商业，但是状元办厂开始并没有得到众人的认可。1895年，张謇开始筹办“大生纱厂”，名取自《易经》“天地之大德曰生”，采取股份制的形式。但是直到1899年4月大生纱厂才投入生产，“首尾五载，阅月四十有四”。在这44个月中，大生纱厂的招股集资历经曲折，几次濒临夭折。张謇属当时时代难以理解的“另类”，但是这种“另类”才代表着中国的未来。

虽然甲午战败标志着洋务运动破产，但是洋务运动却促使中国近代企业的启蒙和兴起。更重要的是，洋务运动直接推动了民智开化，新思潮日渐涌动，越来越多民众甚至绅士接受并投身商业。继官办商人、买办商人之后，绅士商人和民族商人相继登上了历史舞台，战战兢兢地推动这个屈辱了半个多世纪的国家缓慢前行。“筚路蓝缕，以启山林，抚有蛮夷，以属华夏，不鸣则已，一鸣惊人！”

在张謇的影响下，另外一位状元陆润痒亦投身商海创办纱厂；咸丰朝老状元孙家鼐则命其儿子孙多森和孙多鑫放弃仕途，创办了阜峰面粉厂，这是中国第一家机器面粉厂。从1895年到1898年，全国各省新开设的资本在万两以上的厂矿共62家，资本总额达万两白银，远远超过甲午战争前20余年的总数；从增长速度来看，平均每年设厂数是甲午战争前的7倍，平均每年的投资数则是甲午战争前的倍。更为可幸的是，国人思想日渐开化，逐步接受了建矿厂、修铁路、埋电缆、办银行等工业实业。状元破土投身工商“末业”，民众积极开厂兴业，世纪之交的中国迎来了希望的曙光。

1900年，距离第一次工业革命已经过去200多年，西方主要资本主义国家早已完成资本原始积累并实现工业化，开始步入工业与资本相结合的金融资本时代，即垄断帝国主义阶段。进入垄断帝国主义阶段，西方列强主要以金融资本输出的方式形成垄断市场之势。

此时，创办于1871年的德雷克塞尔-摩根公司已经更名为．摩根公司，以金融资本为利剑，向钢铁、铁路以及公用事业等国民经济命脉领域扩张势力，开始形成足以统治当时美国经济的垄断资本财团。此时，爱迪生已经拥有留声机、电影摄影机、双向电报、高真空白炽灯泡等诸多发明专利，并由1878年创立的爱迪生电灯公司经营相关产品。1892年，老摩根通过风险投资的形式将爱迪生电灯公司和汤姆森-休斯顿电气公司合并成一家公司，之后这家公司在电气领域里称雄了一个多世纪，也是自道·琼斯工业指数1896年设立以来唯一至今仍在指数榜上的公司——他的名字叫通用电气（GE）。另外，与摩根财团匹敌的洛克菲勒财团，以大通曼哈顿银行为核心，构建了涉及石油、化工、军火、汽车、航空等产业的金融网络联合事业——托拉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