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洋务运动开始，中国商人大致经历了这样的身份转变：官商、买办、绅商、传统商人到民族企业家，再到企业家兼“公务员”。

大清时期，以盛宣怀为代表的官商、唐廷枢为代表的买办、张謇为代表的绅商、胡雪岩为代表的传统商人同时存在。

大清最后十年和民族企业“黄金岁月”，民族企业快速发展，以荣氏兄弟、马应彪、周学熙、陈光甫为代表的民族企业家纷纷崛起。

但是，当民族企业家腰缠万贯，事业蒸蒸日上时，他们往往又选择去当官，做民国的“公务员”。如周学熙出任北洋政府财政总长，张謇出任袁世凯政府农商总长，朱葆三担任沪军督府财政总长，荣德生出任北洋政府国会议员，陈光甫出任国民政府财政委员会主任委员。

中国近代涌现了很多显赫的商人，但是我们却难以找到一位纯粹的企业家。他们创办商业的初衷可能是逐利，但是归宿却不是商业。事业有成之后，他们开始“不务正业”，开始乐衷于政治。他们都有一个共同情结——政治。

大清时期，状元张謇依然弃官从商，展现了企业家的果敢、开明和冒险精神；大生纱厂的开工、发展，展现了企业家的坚韧品质和经营智慧；但是当张謇迫不及待地出任民国实业总长和农商总长时，我们在他身上没有看到企业家的影子，看到的是他年轻时考取功名、安邦治国的济世理想。当他愤然辞去农商总长一职时，我们依然没有看到曾经的企业家，看到的是他在南通积极实现心中的济世理想。

他弃官从商，一定程度上是他对孔孟之道的背叛；然而事业有成之后，他又弃商从官。或许“治国平天下”的济世理想才是他人生的最终归宿。

为实现“尧舜之治”，他全力建设“南通自治”，但是小有成就的“南通自治”却拖垮了他商业基业。以企业之力办社会之事，失败已经成为必然。生前，他被国人推选为“最景仰之人物”，这或许是对他济世理想的最好告慰。

张謇的“南通自治”是当时众多企业家所羡慕和模仿的，一时间家乡自治成为了企业家济世理想的试验田。

一方面是济世理想，一方面是富可敌国的财富，当二者结合在一起，企业家就忘记了自己的天职，忘记了企业与政府的关系。

企业的力量足以改变国家的命运，但是企业不能代替政府，企业家也不能代替政客。

从清朝走出来的这批企业家的济世理想是可以理解。“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是古代知识分子的毕生理想。“君子取义，小人取利”，古代中国是一个伦理社会，“立功立言立德”才是正道，“利来利往”则被人鄙视。

在这种价值取向的社会中，中国商人遭受官僚鄙夷和压迫，心生忌恨和敬畏；但是官僚的地位和荣誉，正是他们所向往的。所以，中国商人千方百计地与政府官僚靠拢，以提升社会地位，获得社会认可。

中国商人对政治表现出非常纠结的情结：既爱又恨；既敬畏又拉拢。

所以，我们看到中国商人都与政府官僚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不管是传统巨商、官商、绅商还是买办都与“官”关系密切。

“红顶商人”胡雪岩，依仗左宗棠的政治势力；一代“商父“盛宣怀，依仗李鸿章的政治势力。沈万三与朱元璋关系甚笃。吕不韦则曾辅佐秦庄襄王登上王位。席氏家族与国民政府的关系盘根错节。

中国商人与政府官僚这种说不清道不明的关系，给寻租留下了极大的机会。以至于中国商人都试图挤进官僚，保护利益之余，达到“名利双收”的完美境界。到了近代实业兴起之后，以盛宣怀为代表的亦官亦商的官商，以公谋私，暗中暴富。这种行为，祸害百年。

但是，在政治社会中，商人极易成为官僚的“棋子”，政治斗争往往殃及商人。吕不韦卷入嫪毐集团叛乱，秦王威逼，饮鸩而死；沈万三卷入蓝玉之案，被朱元璋充军云南，财产没收；胡雪岩在李鸿章与左宗棠的政治斗争中被“猎杀”。如此惨剧，千百年以来，屡屡上演，血染商海。

在“士农工商”等级观念根深蒂固的社会中，这批企业家敢于冲击陈腐观念，从事工商“末页”，就应大受赞誉。

但是，政治情结一直萦绕在中国商人心中，就像挥之不去的幽魂，直至今日。

中国商人的追求是“自己和下一代人不再成为商人”，这直接导致中国商人难以转变成真正的企业家。

《论语》指导着中国无数商人纵横商海，却钳制了企业家的成长。所以“儒商”可能是个伪命题。要像亚当·斯密的《国富论》中所提倡的“只想得到自己的利益”，逐利应该成为一种主流的价值观。

当然只看《国富论》是远远不够的，亚当·斯密还有一本巨著《道德情操论》，它告诉企业家除了逐利之外，还应有自我价值实现的道德追求。一本论经济，一本论伦理，相得益彰，启迪思想。

破除政治情结，成为真正企业家，靠商人个人远远不够，需要社会构建一种真正认可企业家的价值观和杜绝“寻租”的公平市场秩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