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币迅速贬值，成为了金融毒资产，越来越多人对法币失去信心，纷纷抛售法币，转投美元。这就导致流通领域中的法币使用效率降低，无形中增加了货币投放量。

持续恶性的通货膨胀已经大大超出了国民政府的掌控能力，引起了国民政府的极度恐慌，但是宋子文却信心满满，拿出了最后一张王牌——抛售黄金。几十年来，通过各种手段国民政府储备了不少黄金，宋子文坚信不需要全部黄金抛向市场，市场便能控制。

信奉自由主义经济思想的宋子文没有想到，这场通胀危机已经远远超越了市场手段所能控制的范畴。从1946年3月8日开始，不到一年的时间中央银行一共抛售了353万两黄金，占库存黄金的60%，但之后回笼市场中33%的法币。这意味着抛售黄金措施彻底破产，黄金价格应声上涨，大量投机者抢购黄金，市场价格如脱缰野马疯狂肆虐。

持续恶性通胀进一步加剧了贫富分化，官僚资本家在混乱的市场中四处投机，获取巨额财富。食品价格快速上涨，大量农民和工人已经无法维持生计。

通货膨胀必然加速财富集中，基层老百姓成为了通胀的最终受害者。这种失去民心的政府，距离败走台湾不远了。

1948年，国统区经济已经到达崩溃的边缘。所谓“穷则思变”，面对国民经济失控、军事节节败退、朝野纷争四起等严峻形势，与大清王朝最后几年的激进改革一样，国民政府在这一年迅速宣布“宪政”，并大力推行经济改革。

被誉为“学问界恩人”的王云五执掌财政，组建年轻精英，踌躇满志地推出金圆券代替法币的改革。“太子”蒋经国则奔赴上海，意气风发地打击投机倒把，稳定物价。

然而，民国已病入膏肓，大势已去。金圆券改革和平抑物价均已失败告终。金圆券在1948年11月底，发行32亿元，12月底达到81亿元，到1949年4月，飙升至5万亿元，5月更增至67万亿元，6月竟达到130万亿元，为1948年8月底的24万多倍。以致有人说当时国统区百业凋零，唯印钞业“欣欣向荣，一枝独秀”。

由此看来，国民党似乎败于一个“钱”字。但是，推行国家主义的国民政府控制了全国大部分财富，为何还会被“钱”难倒？

抗日战争的胜利来得有点突然，国家迅速陷入疯抢财富的混乱局面中。除了东北重工业被苏联抢走外，大部分商业、工业、敌产都被国民政府接收，光敌产预计达到4万亿元。

这又是一次“光明正大”的掠夺。当日本用武力强行掠夺中国民营企业时，国民政府却退缩到了重庆；当日本人投降，国民政府却以国家的名义“接收”了原本属于民营企业家的财产。

根据吴晓波在《跌荡一百年（下）》中统计，抗战结束后，国家资本控制了全国煤的33%，钢铁的90%，石油和有色金属的100%，电力的67%，水泥的45%，纱锭的37%，织布机的60%。到1948年上半年，国有产业资本已经占有全国产业资本总额的80%以上，经济国有化程度达到了顶峰。

表面上看，国家资本控制了全国大部分财富，而事实上，官僚乘“接收”之机，大肆搜刮财产，不少企业已是空壳。更为重要的是，大量的国有企业陷入“国企官僚病”，长期经营不善，盈利甚微。

所以，没有大量民营企业做支撑的国家主义经济，必然出现“大而虚”的通病。蒋介石的国家主义断送了中国自由经济的命运，实际也切断了国民政府的财源。国家资本掌握国家大部分财富，却没有办法提高民营企业一样的经营效率，最终国家财富不但没有增加反而被官僚资本家不断窃取。

国家主义下财政亏空，逼迫国民政府印刷钞票，中国经济从此走上通货膨胀的不归之路，进入长达12年的“经济崩溃时期”。经济率先崩溃，就像潮水退去，国民政府丑陋的“裸泳”姿态原形毕露。

费正清在《剑桥中华民国史》中一针见血地指出：“由一号作战暴露出来的国民党政府和军队的虚弱，是长期复杂的恶化过程的顶点。引起这一过程的原因很多，而以通货膨胀为最。像白血病患者的血液一样，国民政府的贬值通货流遍全国，使整个机体——军队、政府、经济和社会普遍虚弱。”

1948年12月10日，夜幕低垂，约十一时左右，蒋介石与继续留守军校中的顾祝同等人告别，搭乘飞机从成都飞台北。飞机一起飞，直到去世，他再也没能踏上中国大陆的土地。

过去的12年，荣德生、吴蕴初、范旭东等目睹了蒋介石以国家之名收编大量民营企业，今日他们留在祖国大陆送走了蒋介石。

与国家主义的嚣张相比，民营企业显得无比脆弱。如今，“软弱”的民营企业家冷静地送走了这位不可一世的国家主义奉行者。这能否反面说明，只有民营企业力量的强大，才有国家力量的强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