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其他的选手一样，我使用的也是记忆系统。我决定在5分钟的时间内，至少记下94个数字。即使按照美国标准，这样的速度也很普通。在记忆第88个数字的时候，我把图像混淆了。我不应该想象比尔·考斯比（Bill Cosby），而应该想象一家人在一起玩米尔顿·布雷德利公司的超级版《游戏人生》（Game of Life）的情景。莫里斯朝一位在考场里拍摄的媒体摄影师粗暴地大吼：“人名头像项目都快把我折磨死了！”我戴着耳套都听到了，然后被他影响到了，这让我很自责。虽然我只记住了87个数字，最后排名却是第五，还是相当靠前的。莫里斯记住了148个数字，刷新了这个项目的美国纪录。拉姆记住了124个，排名第二。埃琳只记住了52个，被甩到第11名。我站起来，伸个懒腰，喝了第三杯咖啡。肯尼·莱斯对着摄像机，很认真地说：“他们被称为‘MA’，也就是脑力运动员。但是，在比赛进行到这个阶段的时候，‘MA’这两个字母代表的应该是：‘精神备受折磨’（mental anguish）。”

在速记数字这个项目上我使用的记忆术比较低级，但是在速记扑克牌这个项目上，我是场上唯一一位掌握了先进记忆系统的选手。用埃德的话说，我的这个系统是“最新式的欧洲武器”。大多数美国选手仍然是把一张扑克牌的图像放在记忆宫殿的一个位置上。另外一些参加过多届比赛的选手，例如拉姆和“冰人”切斯特，最多就是把两张扑克牌放在一起想象出一幅图像。几年前，参加美国记忆力锦标赛的选手没有一个能记住一副扑克牌。多亏了埃德，我才研究出自己的PAO系统，可以把三张牌想象成一幅单独的图像，这样我的效率至少比其他选手提高了一半。对我来说这绝对是一种优势，即使莫里斯、切斯特和拉姆在其他项目上能够赢我，我希望仍然能够依靠速记扑克牌这个项目把自己的总分拉高。

大赛举办方为每位选手指定了一个裁判，每个裁判都拿着一个秒表，坐在选手的对面。我的裁判是一位中年女士，她面带微笑坐在我的对面，说了一些东西，但是因为我戴着耳塞和耳套，所以没有听清楚她在说什么。我把自己的喷了漆的黑色护目镜带到了考场上，准备在速记扑克牌时戴上。但是，直到一副扑克牌被洗好，放到我的面前时，我还在犹豫到底要不要把它戴上。在赛前几周的练习中，我都没有戴过这副眼镜。不过，联合爱因斯坦的这座礼堂里充满着干扰注意力的因素，还有3台电视摄像机在考场里动来动去，其中的一台还会给我一个特写镜头。我心里想，或许所有认识我的人都在看这个节目，包括很多年没有见面的高中同学、根本不知道我痴迷于记忆力的朋友，还有我女朋友的父母。如果他们打开电视，看到我戴着厚重的黑色护目镜和耳套，在快速翻阅一副扑克牌，他们会怎么想？最后，我对自己在公共场合的形象的担心战胜了求胜心，于是把护目镜放在了脚边的地板上。

主裁判是一位前海军陆战队军训教官，他站在考场的最前面，大喊一声：“开始！”裁判按下秒表，我立刻以最快的速度开始翻看扑克牌。每一次，我从扑克牌的背面快速弹出3张，放到右手里，然后再把相关的图像储存在一座记忆宫殿里。我的这座记忆宫殿是我在华盛顿的家，从4岁起，我就生活在里面。因此，谁都没有我熟悉它。在中央公园，埃德教我记忆他的购物清单的时候，我使用的就是这座宫殿。站在前门，我看到自己的朋友莉兹（Liz）在解剖一头猪（红桃2、方块2、红桃3）。进到房子里，“绿巨人”骑在一辆固定着的自行车上，耳垂上挂着几个大大的圆耳环，把耳垂拉得很长（梅花3、方块7、黑桃J）。

在楼梯底部的镜子旁边，特里·布莱德肖（Terry Bradshaw）坐在一台轮椅里，试图让轮椅更加平衡一些（红桃7、方块9、红桃8）。一位戴着宽边帽的矮小骑师撑着伞从一架飞机里降落在特里·布莱德肖的正后方（黑桃7、方块8、梅花4）。在比赛进行到一半的时候，莫里斯再次痛苦地大喊：“不要走！”这次他估计是对着另外一位摄影师喊的。我戴着耳套又听到了，但是这次我没有被他影响到。在我兄弟的卧室里，我看到本正在向教皇本笃十六世的无边帽上撒尿（方块10、梅花2、方块6），而杰瑞·宋飞（Jerry Seinfeld）四肢摊开，躺在停在走廊里的一辆兰博基尼车前盖上，浑身是血（红桃5、方块A、红桃J）。在父母卧室的门下面，我和爱因斯坦一起正在月球上漫步（黑桃4、红桃K、方块3）。

速记扑克牌的诀窍在于迅速弹牌和想象带有细节的图像之间的完美平衡。只要扫视一眼就足够，这样在重组图像的时候，就不会在图像里掺杂其他任何不必要的颜色，然后浪费掉宝贵的时间。我用手拍了一下桌子，代表记忆完毕。此时，我心里清楚，我的平衡感拿捏得很到位。但至于平衡到如何程度，我不太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