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应对美方在人民币问题上的攻势，王岐山暗藏机锋。在2009年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中，王岐山公开要求，美国必须确保中国在美资产安全。作为一个不寻常的举动，王岐山在发言后，冲着我们记者的方位又提高声音公开叮嘱：“这份讲稿可以提供给记者”。我一愣，在公开场合，叮嘱向记者提供讲稿，其实就等同于说明原先的计划并没有这样的安排，这意味着是中方采取的新的行动，其中必有针对性。

至2011年5月，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S&ED）已开过三轮。但在人民币汇率上最激烈的攻防，则发生在2009年在华盛顿召开的第一轮对话中。作为新华社驻华盛顿记者，我参与报道了对话的全过程。其中的你来我往、斗智斗勇，现在回想起来，依然让人感叹不止。

2009年7月28日，白宫艾森豪威尔行政楼（EEOB，Eisenhower Executive Office Building），西侧临17街的一面，两年前失火留下的黑色疮疤依然可见。在白宫北门外，一些“藏独”团体正在示威，声音嘈杂，让不少兴致勃勃来参观白宫的游人，好奇之余，也颇感无奈。

递上护照、记者证，进入铁栅栏，穿过安全门。下午2时许，在一位白宫年轻新闻官员的带领下，我们几位记者经过严格安检后，从北门进入白宫大院。

我们没有径直去二十米外的白宫新闻发布室，而是拐弯右行，穿过一道昏暗的长长走廊，来到了白宫西侧的艾森豪威尔楼的一个会议厅。

艾森豪威尔楼，又被称为老行政楼，建于1871年至1888年。美利坚合众国刚成立时，它是美国多个政府部门的办公楼，最早被称为“国务院、战争部和海军部大楼”（State, War, and Navy Building）。随着美国联邦机构日渐扩大，白宫规模也逐步膨胀，多个部门挤在一起办公既不现实、也不理面。于是，政府部门随后迁移了出去，行政楼现在主要由白宫幕僚使用，副总统的礼宾室也设在这里。

虽然是在美国权力最高核心的白宫，艾森豪威尔楼会议厅却并不豪华。不大的舞台上，摆放着两张高台演讲桌，下面则是从低到高的阶梯座位，颇有点类似大学的阶梯教室。这让我想起国内一名公司老总的话来，最豪华的办公室，好像还是在中国国内！

美国微妙的地点选择

奥巴马上任后、中美第一次战略与经济对话（S&ED， China-U.S. Strategic and Economic Dialogue）闭幕记者会，就选择在这个昏暗的会议厅举行。

战略与经济对话是奥巴马上台后新建立的一个对话平台，涵盖了此前的战略经济对话（SED，China-U.S. Strategic Economic Dialogue）和战略对话。两者总体归一，但实质性对话，仍一分为二，在美国方面，仍由财政部和国务院分头领导。

SED变成了S&ED，英文相差一个字母，中文则多了一个没有实质性意义的“与”。之所以这么处理，在我看来，不过是新的美国总统上台了，总希望能另起炉灶，开创自己的政绩，但招牌换了，菜肴应该差不了多少。

不管是SED还是S&ED，每年数十名部长来去匆匆、济济一堂，真有必要吗？

很有必要！布什时期的美国财长保尔森（Henry Paulson）就认为，中国的决策体系是集体决策，而一项具体政策往往牵涉到多个经济部门，因此光是两个对等经济部门的对话，有时并不能发挥实际作用，这就需要双方经济领导层的共同参与，有了高层的首肯，下面解决问题也就更加容易。

在保尔森看来，通过SED，美中找到了有效处理贸易纠纷短期摩擦的方法；而且，SED的成功，为两国奠定了相互理解和相互信任的基础，并为更进一步发展创造了平台。曾担任美国财政部执行秘书长、并亲身参与SED对话的泰娅·史密斯（Taiya Smith）女士就对我说，美中确实还存在一些误解，但通过S&ED，双方可以增进了解，之前SED达成的一系列协议就是例证。

时任尼克松中心中国项目主任的唐安竹（Drew Thompson）则对我说，新对话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会议，有助于推进两国间的合作，而中美关系保持平稳发展，对两国都有利，尤其是考虑到在当前国际金融危机的大背景。而2009年的的第一次对话，“很大程度上是对中美关系的一个‘测试’。”

测试的焦点问题，则是美国屡试不爽的人民币汇率问题，而中方则对应的是不断高企的美国财政赤字，前者是美方关注目标，后者是中方担忧所在。

虽然中美利益涵盖范围广阔，且迭有龃龉，但如果仔细观察就会发现，在最近几年和未来几年，中美经贸关系很大程度上就由这两个问题主导。

对于选择艾森豪威尔行政楼小会议厅作为闭幕记者会，我刚开始颇为不解，并询问一位熟识的美方官员：“为什么选择这个地方。”

在我这个记者看来，这个会议厅太小了，许多记者因此都被拒之门外；另外，进出白宫手续繁杂，徒然增加大家的工作量。美国政府完全可以选择国务院、财政部或者白宫附近的许多联邦办公楼。美国的联邦办公楼虽总体没有中国的占地广阔，但富余的地方依然多多。

对我的“抱怨”，这位官员笑而不语。

在国际政治中，领导人怎么会见，在哪里会见，什么时间会见，往往都是很有讲究的。这次S&ED自不例外。

S&ED奉行的是双领导制，战略对话由时任美国国务卿的希拉里·克林顿（（Hillary Clinton））和中国国务委员戴秉国主持，经济对话由时任美国财政部长的盖特纳（Timothy Geithner）和中国国务院副总理王岐山主持。其中的微妙关系，自然也就反映在了会场的选择上。对这次具有历史意义的首次对话，开幕式选择了与两部门都没有关系的罗纳德·里根大厦（Ronald Reagan Building），随后具体对话则在国务院和财政部分别进行，最后成果会，自然更需有一个超然的单位，在国务院和财政部之上的白宫就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在中美关系上，国务院和财政部之间的心结，其实美国前任财长保尔森(Henry Paulson)就颇有体会。2006年他发起战略经济对话，全面主导中美关系，就让被置身其外的国务院颇为不满。时任白宫国家安全顾问的哈德利(Stephen Hadley)就警告保尔森，必须避免冒犯当时的女国务卿赖斯（Condoleezza Rice）。

哈德利对保尔森说，赖斯当时的最大顾虑，就是“你不应该有两个国务卿，一个负责经济事务，一个负责除经济外的其他所有事务。”赖斯是总统布什的密友，得罪了赖斯，也势必就得罪了布什，或者如果赖斯要使绊，保尔森也将吃不了兜着走。

刚就任财长的保尔森自然心领神会，为避免不必要的麻烦，他赶忙找赖斯沟通，向她介绍SED的构想。保尔森对她说，一个稳健的美中经济关系也有助于赖斯处理对华外交事务。他向赖斯保证，“只有一个国务卿，那就是你，我只是希望配合并和你共同工作，帮助你取得你所希望取得的成果。”

赖斯也跟他开玩笑说：“记住，你在（内阁）序列中，紧随国务卿排名第二。因此，出去时只许走在我后面。”

随着奥巴马2009年上台执政，美国政坛大换班，昔日的赖斯和保尔森，换成了希拉里和盖特纳。但心结依然有，规矩不可无。我注意到，在每次出场中，盖特纳都跟在希拉里的后面，每次接受提问，他也总是让希拉里先行回答。一次两人同时出席一个公开活动，现行离去的盖特纳在出口处特意停下来，作了一个请的动作，等希拉里从身边过去后，方转身跟随其步出会场。

美国上下级关系看似融洽，但在正式的场合，礼数周到，尊卑有序，也是一个不容忽视的事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