盖特纳前倨后恭

朱光耀指出的“成果”之所以颇让我吃惊，因为这显示了中美双方在人民币问题上的攻守易势。中方在外交上取得的进展，与2008年初美国财长盖特纳的发言形成了鲜明对比。

自2009年初奥巴马上台执政，到2010年夏天我结束在华盛顿的任期，短短一年多时间内，中美在人民币汇率上的对攻战，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即“美方炒作-中方博弈-美方再发难”的过程。（美方再发难部分，参见本书第一、第三和第四章。）

如果将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作为博弈的第二轮，那么第一轮，就是围绕着盖特纳的言论展开。

2009年1月22日，盖特纳在出任美国财长前回复美国参议员的信中称，美国总统奥巴马认为中国操纵了人民币汇率，奥巴马将为此积极使用各种外交手段，寻求中国改变汇率政策。

“奥巴马的这一结论得到大批经济学家结论的支持。”在我从美国财政部拿到的这份信中，盖特纳直言不讳。而在担任参议员时，奥巴马确实曾支持相关司法立案，要求对中国等操纵货币国家采取报复措施。

由此，盖特纳强调，现在的问题是美国何时以及如何着手解决这个问题，“才能收到成效而不是于事无补。”为此，在当前经济环境下，奥巴马的新经济团队将制定完整的战略来解决这一货币问题。

人民币问题是一个中美经贸关系中的焦点问题，其问题的实质就是人民币是否存在低估。在人民币诞生以后，大部分时间实行的都是兑美元的固定汇率——固定汇率有很多种类型，有的国家将货币与黄金重量挂钩(The Gold Standard)，有的则将自己国家的货币和别国货币挂钩(Reserve Currency Standard)。

这种被挂钩的货币被称为储备货币(Reserve currency)，储备货币一般是在国际交易中经常用到，或者就是主要贸易伙伴的货币。像包括中国在内的许多国家将美元作为储备货币，就是因为美国是国际上使用最为普遍的货币。

二战后的固定汇率体系——被称为“布雷顿森林体系”的汇率体系则是将两者结合，被称为黄金交换标准（Gold Exchange Standard），除此之外当然还有不少种类固定汇率的种类，比如将自己国家的货币和其他一篮子货币挂钩、还有虽然选定了固定汇率，但隔一段时间就加以调整等。

浮动汇率，顾名思义，代表汇率会上下浮动，汇率的变化造成国际贸易和投资决定更困难，所以理论上说带给贸易和投资的风险也比固定汇率更大。不过，事实也并非如此。国际货币基金组织2004年的一项研究就指出，在上世纪70至90年代，固定汇率和浮动汇率的流动性（volatility）大致相仿。原因主要有两个：首先，与其他国家货币挂钩的固定汇率，相对于其他国家的货币还是会继续浮动。比如说，人民币和美元挂钩，但人民币和美元一起相对于欧元仍持续浮动；其次，采用固定汇率的货架一般也会周期性地令货币升值或是贬值，有时幅度还挺大。

这种幅度也可从人民币与美元的汇率中可见一斑。至1970年前，美元兑人民币大致在1：2.46。上世纪70年代，人民币一度逐步升值，到1980年美元兑人民币汇率约为1：1.50。但随着中国的改革开放，人民币开始逐渐贬值，到1994年贬至1：8.62。而在1997年至2005年，美元兑人民币固定在1：8.27。

不可否认的是，人民币逐步贬值，促进了中国的对外出口，对当时中国经济的发展起到了极大的推动作用。但随着中国贸易盈余的增加，其他国家，尤其是美国对华贸易争端开始不断升级。在一些美国人看来，之所以美对华存在巨额贸易赤字，根源就是人民币存在严重低估，因此美国应该迫使人民币升值，否则就对中国实施制裁。

2005年7月21日，中国开始改变人民币固定汇率政策，一次性将人民币升值至1：8.11。人民币随后进入缓慢升值通道。但对此美国仍不感到满意，认为人民币仍存在相当的低估，未能有效改善美对华贸易逆差的局面。

于是在2007年第三次中美战略经济对华期间，时任美国财长的保尔森对时任中国国务院副总理的吴仪施压，要求人民币继续升值。当然，深谙中国国情的保尔森的做法是极有策略的。他回忆说：“流行的观点认为，中国巨大贸易不平衡和巨额外汇储备源于其货币政策，但这只是故事的一个方面。更大的因素，在我看来，是美国人储蓄不足，这导致我们进口太多，并对外国资本存在过度依赖。”

因此在和吴仪会谈时，保尔森大谈人民币升值的好处：“我像往常一样解释说，一个反映市场实际情况的货币对中国继续经济改革和发展非常关键。这能减轻中国上扬的通胀压力，促进其国内市场发展，并减少对出口的依赖。”

在这次会议上，保尔森还提出，希望中国改变政策，提高外国企业在中国金融机构中可获得的股权限制。“吴仪直接看着我，说她在股权限制的问题上不会有任何改变。但是，她很快接着说，我在货币问题上的论证显得更有说服力。”

保尔森当即心领神会，他后来在自己的回忆录《崩溃边缘》中写道，“在这个问题上，她没有再说什么，但我知道，我不会空手回华盛顿了”。在随后几个月，人民币开始加速升值，美元兑人民币汇率由2007年12月的1：7.43升至2008年7月中旬的约1：6.81。

2008年金融危机席卷华尔街，中国外贸出口面临严峻形势，沿海大量中小企业破产倒闭。为避免危机的进一步冲击，中国决策层重新实行固定汇率政策，将人民币汇率固定在1：6.82左右。随着中国经济的逐步复苏，美国失业却仍居高不下，中国自然成为美国敲打的对象，要求人民币升值的舆论在美国又渐起高潮。

盖特纳2009年年初的发言，预示着中美在这个老问题上将又起战端。其实，在2008年美国大选正酣之时，意在白宫宝座的奥巴马就宣称，中国对美国的巨大贸易顺差，与中国操纵人民币汇率有关。当时是选举非常时期，政客出现点非常言论，也实属正常。

但在奥巴马执政后，财政部长出此言论，那就非同小可了。盖特纳领导的财政部，更是负责中美经贸关系的领导单位。盖氏的这番 “强硬”讲话，也明显有别于布什政府时期美国财政部对中国是“非汇率操纵国”的认定。

一时是语惊四座，各方诧然，美国国债市场也由此出现波动。因为按照美国法律，既然中国操纵汇率，美国势必要采取制裁措施，两国就很可能会爆发贸易战。

这对美国有利吗？我记得当时美联社就引述一些专家的话说：在世界经济处于衰退时期，与中国挑起贸易战是“危险的”行为。美国国会会众议院美中工作小组共同主席、民主党众议员拉森（Rick Larsen）则坦言，美中都遭受金融危机的冲击，两国利益休戚相关，“寻找替罪羊”不是解决问题的办法。

中国也迅速作出回应。时任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的苏宁说，中方注意到西方国家有人士称“中国正在操纵人民币汇率”，这些言论不仅不符合事实，更是对金融危机原因分析的误导。中方认为面对金融危机应该有自我批评的精神，这样有利于找到解决问题和克服危机的途径。

苏宁含而不露，却让盖特纳领受到了中方的压力。“失言”的盖特纳在感受到财长言谈的权威性同时，也显然认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开始调整立场。

在2009年3月赴伦敦为20国集团峰会做准备时，盖特纳谈到中国关系，我注意到，他特地用了“三个非常（Very）”来形容中国在全球性危机中的表现：非常强有力、非常具有稳定性、非常重要，并强调美国将和中国进行“密切合作”。

在2009年4月15日呈交国会的国际经济和汇率政策报告中，美国财政部明确表示，包括中国在内的美国主要贸易伙伴都未发现操纵货币汇率。

盖特纳转了一个大弯，最根本的一个原因，就是他认识到在当前这个敏感时刻，挑起人民币问题是不明智的。因此在汇率报告中，他就开始回避问题，着重谈中国在人民币问题上采取的一系列积极举措。

按照盖特纳的说法，之所以认定中国没有操纵人民币汇率，存在四个因素。

第一， 中国正采取措施增强人民币汇率的灵活性。

第二， 在2008年6月至2009年2月底间，人民币实际升值了16.6%。自2008年下半年以来，随着国际金融危机的恶化，大多数新兴经济体货币急剧贬值，而人民币对美元还有所升值。

第三， 官方数据显示，2008年第四季度中国外汇储备增速在放缓。

第四， 中国采取了4万亿元的经济刺激计划，其规模在20国集团内仅次于美国，将有助于促进中国内需增长并平衡中国经济。

盖特纳说，所有这些措施将是中国一系列平衡经济举措的开始，中国经济增长由此将会转变为更多由内需，尤其私人消费所驱动的模式。

当然，出于可以理解的原因，盖特纳也强调，美国仍然认为人民币存在低估。盖特纳虽留有余地，但毕竟，低估和操纵，这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

在美国政坛，盖特纳可以说是对中国文化最了解的官员之一，他曾在北京大学学习过中文，他的大学学历也充分说明了他对亚洲和中国的兴趣，1983年他从长青藤名校——朴茨茅斯学院拿的本科文凭专业是“政府和亚洲研究”，1985年从约翰·霍普金斯大学拿的硕士文凭专业是“国际经济和东亚研究”。顺带说一句，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东亚和中国研究非常著名，许多美国政界、商界和学界的“中国通”（China Hands）都毕业于该校。

作为一个能讲中文的资深政治家和经济学者，盖特纳在上台前就真不明了人民币问题的敏感性吗？可能。毕竟，此前身为联储行纽约分行行长，盖特纳专注于应对纽约的金融风暴中，在人民币问题上可能确实知之不深，或者也未能了解其敏感性，一时口快，就引发成了国际事件。

当然，更可能的，则是他“政治手腕”的反应。一些圈内人士就对我说，盖特纳听证会上指责人民币，目的不外乎是转嫁焦点。他当时因为漏税问题正焦头烂额，遭到许多议员的痛批，在一些涉外问题上展现强硬立场，自然也就更能得到议员的首肯，也有助于他先登上财长宝座。

但他挑起人民币汇率，无疑加深了中方对他的疑虑。考虑到美国财长在中美经贸关系中的领导者角色，盖特纳必须尽快弥合与中方的分歧。

《华尔街日报》刊文就说，中国可能仍对盖特纳心存疑虑，因此，盖特纳需要花更多时间熟悉自己的对手，“尽管他和中国之间的渊源比他的前任（保尔森）更加久远，但直到2008年前，他在中国金融和政治界相对来说知名度较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