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院后，妻子的病情看起来相当稳定。我们在表面上仍然过着一如往常的生活。然而，每当两人一起去小酒馆的时候，事情就变得不太一样，虽然妻子脸上写着“反正我是个粗神经的人嘛”，但我还是能清楚地感觉到她心情低落。我不知该如何安慰她，随随便便说些什么“加油”之类的话，似乎只会起到反效果。因此，我们也只能老老实实地定期去医院复查，根据诊疗结果采取最好的应对方法，然后继续过着普通的生活。

担任主治医师的松井医生从不对我们进行无谓的安抚。他会将病况说清楚，这反倒能让我们更安心。有时候他也会激励我们，或是提醒我们应该注意的地方。除此之外，他还相当幽默风趣，每每都能将妻子逗得开怀大笑。有关于最新疗法的信息时，他也不忘告诉我们。妻子很高兴碰到了一个好医生，对他非常信赖，我跟女儿也一样。松井医生给了我们莫大的勇气，直到现在我仍对他感激万分。能够碰到这样的医生，真是三生有幸。

1997年8月，我们全家还一起到海边游玩。

我每天坚持写作。我会先写下原稿，然后再用钢笔把文章誊录成没有涂改痕迹的稿子，因为我希望妻子所读到的是最终的成品。在原稿的最后，我则会注明完成的年月日。

我跟很多人说过这件事，因为每次有人问我：“最近如何？在写些什么？”的时候，除了实话实说以外，我也没有别的办法。妻子曾问我：“这些作品都是你好不容易写出来的，难道卖不出去吗？”而我也不想让她以为自己读的是卖不出去的故事。所以，我心里一直抱着一个念头：如果有机会，我一定要将这些故事集结发表。

就在这时，某出版社向我询问：“能否让我们看看这些稿子？”我给他们看了已经完成的100多篇原稿，最后对方的回答是：“敝公司没有自信可以出版这样的书。”其实我自己也知道：在这个时代，像这种短篇，而且内容还设下一大串限制，怎么可能这么简单就能够出版呢？所以，接到通知后我并没有特别意外：“结局果然是这样啊……”

可是年终时，另一家出版社却着实让我意外了—出版艺术社的社长原田裕先生在某个集会上听到我的故事后，表示想要读一读这些稿子。昭和三十八年我所出的第一本长篇作品，就是由当时还在东都书房的原田先生经手的。

到了第二年，也就是平成十年时，我将已经完成的200多篇故事原稿送到了出版艺术社，前提是对方承诺将这些原稿“影印完就寄回来”。之所以这样，是因为我希望能够将全部的原稿保留在自己手边。现在，这些稿件全都堆在我房间的角落里。

没过多久，原田先生打电话来，说他觉得这些故事很有趣，想从中摘录一些，做成一本书。听到这个消息，妻子比我还要高兴。

这本书的标题定为《每日一故事》，里面收录的是从前200篇故事中挑选出的49篇，在平成十年的5月20日出版。

那个时候，我自然又累积了一些作品，于是原田先生决定帮我出版第二集。在第二集中，以平成十年7月8日写下的第368篇《极小名片》为界线，包括上集未收录的作品在内，一共收录了47篇故事。

虽然对出版艺术社而言，出版《每日一故事》与《每日一故事 第二集》是一件再普通不过的事情，但他们还是从极短篇的角度出发，以“写得好不好，有没有趣味”为标准，在所有文章中精挑细选出了这些。

即便如此用心制作，可正如前文所述：当时并不是极短篇集大行其道的时代，而且这些文章处处设限，又是为60多岁的妻子所写的，没什么人看也是很正常的事。

虽然原田先生说：“一定要多多宣传你为病入膏肓的妻子每天写作的事”，但我总觉得：这样做好像是利用妻子的病在炒作一样，我做不到。也是在那个时候，某本女性周刊向我提出采访邀约，想把这件事当作美谈报道一番，可我却婉拒了他们的邀请。知道这件事后，一位学生时代认识的、嘴巴很毒的朋友曾这样奚落我：

“你啊，这么做不觉得很对不起你老婆吗？”

除他以外，有个文人也笑着说：

“这真是一本给人添麻烦的书呢！”

他们的这些话，让我心里很不好受。

原来，我所做的事或许会被看成一段爱妻美谈，也很有可能被当作刻意演给别人看的一场戏。不管怎样，我为妻子做的这些事，是在无能为力的情况下，出于内心的挣扎与悔恨—我对此无法坦然释怀，也没有余力去在乎别人的想法。

我写作《每日一故事》这件事，最终还是得到了各种媒体的报道。在前文中，我曾经将自己的举动形容为“反复拜神100次”，而当时《产经新闻》的记者则将它比喻成“比睿山的千日回峰行”（译注：这是日本佛教中最艰苦的修行，需要7年时间才能完成。修行者在特定的时间在山中快走巡拜，7年内共走1000天，约40000公里，最后还要不眠不休连续念佛9天才算完成）。虽然我对妻子能否撑得过1000天心存怀疑，但这个比喻还是让我相当高兴。在这之后，那些没有收录在《每日一故事》与《每日一故事 第二集》当中的作品，也零零星星地在许多媒体上得以发表，对此，我心中充满感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