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4万亿投资计划实施以来的情况看，这种被动式平衡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一是以投资替代外需；二是以政府代替市场；三是加快银行放贷弥补市场流动性不足；四是延缓要素领域的改革，包括劳动力、资源、环境、公用事业等在内的要素价格改革，上述改革是推进经济发展方式转型的重要环节，但为了保增长，这些领域的改革被迫放缓。虽然这种被动式平衡保证了中国经济在严峻的外部环境下实现8%甚至更高的增长，但它也恶化了投资和消费的矛盾，加剧了产能过剩的压力，进一步挤压民企生存空间，导致房地产等资产价格出现泡沫。［2］

中国从“九五”计划开始，就提出了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目标和任务，一直到“十二五”规划，这依然是经济发展的一个主题。可见，转变发展方式在中国是何其重要又何其艰难。假使“十二五”这一问题得不到一个妥善解决，那么不排除或者注定会像此次金融危机，以一种破坏性的力量来再平衡世界经济一样，以同样的方式来强制实现中国经济的再平衡。这是我们最不愿看到的，也是我们竭力防止的。

二、内需启而不动的实质是“民需”不足

中国经济增长质量不高的一个最突出表现，是内需的长期不足。此外这也是中国经济不可持续发展的根源，同时亦是后金融危机时期要着力解决的问题。

前已述及，30余年的经济高速增长其实是以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一系列失衡为代价的，包括过度依赖出口与外部需求拉动制造业发展，内需与外需比例严重失衡；过度依赖政府投资拉动投资增长，私人投资相对疲软；过度依赖外商直接投资，国际资本收支结构失衡；过度依赖东部沿海地区，全国区域经济发展失衡；过度依赖城市经济发展，城乡发展失衡；等等。这一系列失衡必然会导致经济发展虽快、国民所得却不多的后果，从而使对经济健康发展必需的内需多年都启动不了。

内需包括投资和消费。严格说来，中国内需的不足不是投资的不足，而是消费的不足。由于消费主要体现为民众的购买力，借用香港大学丁学良教授的话说，它其实是“民需”的不足。

分析中国财政收入占国民收入的比重，会发现呈“V”形：1978年，中国的财政税收相当于当年3.3亿城镇居民一年的可支配收入。后来的十多年里，即从1978年到20世纪90年代前期，随着经济市场化的发展，特别是非国有经济增长迅速，使得国家从全部财富中拿走的部分所占的比例，相对处于下降趋势——尽管总量在上升。这说明当时的中国是由大政府向小政府转变。到了1994年~1995年，政府的财税规模相对最小。但是此后，特别是21世纪以来，随着经济规模的扩大和总量的增长，政府的财政收入每年以30%左右的速度迅速增长，直到2008年，由于受金融危机的影响，财政增收的速度才降到18%。即使如此，也远远高于国民经济增长的速度。2010年上半年，财政增速再次回到30%，全年财政收入预计突破8万亿元。最近几年，财政收入每年几乎以万亿元左右的规模增长。

与此同时，在“抓大放小”的改革后，国有中央企业的营业收入和利润也急剧增长。2008年营业收入11.5万亿元，同比增长20%；实现利润约7000亿元，同比下降30%左右，上缴利税达到1万亿元，同比增长20%。扣除2008年年初冰冻灾以及汶川大地震的影响，中央企业实现利润

总额在1万亿元左右，与2007年基本持平。2009年，仅纳入中央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实施范围的央企，就实现了利润总额9655.6亿元，表明央企在度过了金融危机的困难后，利润增长又恢复到之前的水准。

这些数据除了说明中国经济总量持续增大，也显示政府在国民经济中的强势地位，但是它也同时揭露了中国经济社会的一个隐忧。根据陈志武的计算，到2006年年底，中国国有土地的总价值约50万亿元，11.9万家国有企业资产总计约29万亿元，国有资产总价值约79万亿元，然而到2005年年底，中国全国城镇居民的总资产价值在21万亿元左右。2008年财政收入每6元中就有约1元来自国有中央企业，说明这个格局并没有改变。陈志武还指出，1995年~2007年，国家财政税收平均每年上升16%，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年均增长8%；农民年均增长只有6.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