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12岁生日那天，我父亲带我去看一场专业足球比赛。那是决赛中的一场，是切尔西和曼联的对抗，票价还不便宜。那回是我父亲和我两个人去的，我父亲是很狂热的球迷；我母亲不喜欢足球，耐吉那时候太小了不能去，虽然他死活要跟我们一起去。

“我有一顶曼联的帽子，是攒了好几个星期的钱才买的。可是因为我们的座位很不幸在切尔西那边，所以出发去看球的时候，父亲温和地建议我把帽子留在家里。可是我不听，我什么都不怕，坚持要戴着这顶帽子去看球。

“这是我人生中第一次去现场看职业足球赛，也是有史以来最精彩的一场，虽然最后我们队因为一个点球输掉了比赛。胜利的球迷兴高采烈，而我们则默默地走出球场，这时候一个小流氓跑过来夺走了我的曼联帽子。我父亲一下子把帽子夺了回来。这时候那个支持切尔西的小流氓转过来冲着我们，旁边还有他的两个喝醉了的酒鬼朋友。在当时有一帮曼联球迷看到了这一切，他们忍不住跟这帮人打了起来。

“最后警察来了，把受伤严重的、喝醉了的、逃跑不及的人都抓了起来。那时候我在后面没有跑掉，连累了父亲。”

“我想你那时候一定尽力逃跑了。”

“恐怕不是，我还总想着回头去教训那帮切尔西的流氓。那时候我看球太较真了。可是最后的下场很惨，我坐在一间屋子里，一个女警官守着我，其余的警察审问我的父亲。后来我母亲也来了，耐吉也跟着来了，替我们交了保释金，他们才把我们放了。

“本来认为已经没事了。可是在那之前的几周刚刚在体育场发生了踩踏事故，有人在事故中丧生了；于是伦敦的街头小报都在关注着那些足球流氓。皇冠诉讼服务社也趁机煽风点火，以重罪来起诉我父亲——我父亲没有犯事儿，就算真是我父亲的责任，罪名也根本不可能那么重。

“既然到了这个地步，最好的策略也就是认罪，请求从轻发落。可是我父亲不干，他说：‘我们要维持生计，就要保持好的名声。’于是这件诉讼案被弄上法庭审理。

“他去林肯酒馆找我们的律师，于是我也跟着去了。”

“听上去是件麻烦事。”劳拉说，她倾身向前，靠在桌子上，面对着雷吉关切地听着。雷吉因为劳拉的反应觉得受了鼓励，于是继续说下去。

“律师就坐在这张巨大的桃花心木桌子后面，桌子中央有个写字板好像是绿色的，还有一个木匣，里面都是金光闪闪的钢笔，另外还有一盏铜制的台灯。我觉得很新鲜，我一看到这些东西，就觉得我们的官司要打赢了。”

“你现在的桌子也是这样的。”劳拉说。

“我的桌子更大。”

“当然了。继续说吧。”

“好，接着就到了审判的那一天。有个切尔西的球迷胳膊断了，吊着胳膊上了法庭——也许是因为连续猛击我父亲的硬脑壳，才把胳膊砸断的。这个浑蛋走上台来，向大家展示自己多处的挫伤，然后就说是我父亲怎么样把他揍了。

“太荒唐了，他的每句话都在说谎；我父亲当时忙着带我逃出人群，根本没有时间来揍别人。这个人在说谎，而且说谎的水平不高，就跟个孩子一样。

“我等着，法官转过头来看陪审团，又转了转眼珠。我知道我们的律师随时会站起来，指着目击者说：‘先生，你这样哭哭啼啼地说谎，又编造这个耸人听闻的暴力故事，难道仅仅是为了来支持这项起诉，从而得到好处使自己腰包鼓起来，好供你和你的那些情人吃喝玩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