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12月16日，苏联，莫斯科雅罗斯拉夫火车站。连续几天的风雪让莫斯科的气温降到零下二十多度，整个城市到处冰封雪盖、银装素裹。虽然莫斯科天寒地冻，但雅罗斯拉夫车站大厅内却热气腾腾，挤满了人群，其中最为引人注目的是，除了斯大林外，苏共中央政治局全体成员都集中在大厅内。可以看出，这些人不是搭乘火车的乘客，而是聚集在这里等候一位来自远方的尊贵客人。那么，这位尊贵的客人是谁呢？

雅罗斯拉夫车站站台上，苏联红军仪仗队军容严整，枪刺上闪耀着寒光，身材魁梧的战士们排成整齐的迎宾队列，在严寒中一动不动，如同一组雕像。

莫斯科时间12时整，一辆机车喷吐着白色的烟雾，拉着一列车厢缓缓进站，新中国首任国家主席毛泽东的专列在雅罗斯拉夫车站的站台边稳稳停下。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莫洛托夫以及其他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一起来到车厢门口迎接远道而来的毛泽东。身穿深咖啡色外套，头戴皮帽的毛泽东面带笑容走下车来，与前来迎候的莫洛托夫等苏共中央领导一一握手问候。在高亢的“乌拉”欢呼声中，毛泽东检阅了苏军仪仗队，紧接着又发表了简洁的讲话。欢迎仪式结束后，毛泽东一行立即驱车前往位于莫斯科郊外的斯大林孔策沃别墅，根据苏方的安排，毛泽东访苏期间便下榻于此。当日下午6时，毛泽东与斯大林的双手紧紧握在一起，中苏两国领袖开始了历史性的会晤。

1950年2月14日，作为毛泽东这次出访的成果，中苏双方签订了《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关于中国长春铁路、旅顺口及大连的协定》和《关于苏联贷款给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协定》。通过这些协定，中苏双方商定了苏联对中国经济建设的援助项目。

其实，中苏之间关于经济援助的问题早在1949年年初就开始商议了，只是那时中华人民共和国尚未成立。

1946年，国共谈判彻底破裂，中国内战再起。在全国人民的支持下，共产党领导的解放军攻城略地，越打越强，仅仅三年时间，解放了全国绝大部分领土，消灭了国民党蒋介石集团400万反动军队。到了1949年，甚至连中国的敌人也不怀疑中国共产党即将在全国取得胜利。

如何在战争的废墟上迅速实现国家工业化？胜利后中国经济建设的蓝图开始在中国共产党领导层尤其是在毛泽东的脑海中酝酿。根据当时的国际政治环境，新中国实行“一边倒”的外交政策，即完全站在以苏联为首的共产党国家一边，在经济建设上，中国共产党人寻求援助的目光自然投向同是共产党领导的北方邻国苏联。

受斯大林的委派，1949年1月30日，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米高扬同苏联铁道部部长科瓦廖夫一起来到河北平山县西柏坡，与中共中央领导人会谈。会谈时间长达6天，讨论的内容非常广。在谈到中国军事工业及经济建设问题时，中共中央的领袖们提出：鉴于中国经济发展的现状，希望苏联帮助我们进行东北的工业开发，向中国派遣经济建设的专家和提供包括汽车在内的各种重要物资援助。毛泽东专门强调，我们也不是白要你们的援助，我们将在几年后用物资偿还这笔贷款。

米高扬回去后向斯大林做了详细汇报，斯大林决定，请中国同志到苏联来具体商定。

1949年4月21日，解放大军千军万马渡过长江，摧枯拉朽，国民党军队一败涂地，南京城升起鲜艳的红旗。南京的陷落意味着国民党反动政权灭亡。毛泽东兴奋地赋诗“宜将剩勇追穷寇，不可沽名学霸王”。随着解放大军南下西进，全国各地红旗飘扬，全国解放形势大定。解放后全国的经济建设成为日益紧迫的现实问题。

战争虽然打胜了，但中国共产党人面对的却是一个残破凋零的烂摊子。

由于长期战乱，大量厂矿倒闭，耕地荒芜，生产凋敝，国内经济一派萧条。以铁路运输为例，当时全国有上万公里铁路线路、3200多座桥梁和200多座隧道被毁，连通东南西北的津浦、京汉、粤汉、陇海、浙赣等主要干线没有一条能全线通车，1/3的机车因破损严重不能投入运营。

厂矿倒闭导致工人大量失业，1949年，全国失业工人多达400万，几乎占全国职工总数的一半。国民党反动政府的通货膨胀政策，又使得物价以天文数字飞涨。在刚刚解放的地区，投机资本家操纵金融黑市，套购粮食、棉纱、燃料等重要生活物资，哄抬物价，扰乱市场，一些地方出现恶性通货膨胀。1949年11月，上海刚解放不久，城市里的粮食、棉纱、五金、化工产品等每天上涨20％～30％，造成社会动荡，人心惶惶。

为了消灭残余的国民党军队，继续解放中南、西南、西北等大片国土，新政权还要支付庞大的军政费用，1949年，军费开支占全国财政收入50％以上。随着新解放地区的扩大，管理机构和行政人员也相应增加。1949年，全国支出的各项费用，折合小米567亿斤，而当年的收入只有303亿斤，赤字达264亿斤。残破的经济现状使得1949年的中国成为世界上最穷的国家之一，当年的国民生产总值仅仅700亿元，年人均国民收入只有27美元，远远低于当时整个亚洲44美元的人均收入。针对这样一份家底，经济建设成为新中国的头等大事。在谈到恢复经济建设时，毛泽东扳着指头历数道：

现在我们能造什么？能造桌子椅子，能造茶碗茶壶，能种粮食，还能磨成面粉，还能造纸。但是，一辆汽车、一架飞机、一辆坦克、一辆拖拉机都不能造。

6月21日，受毛泽东的指派，中央政治局常委刘少奇率中共中央代表团赴苏联。7月30日，刘少奇和马林科夫分别代表中国和苏联签订贷款协定。8月4日，毛泽东复电刘少奇等，鉴于中国国内现状，希望斯大林同意先派人来华组织“中苏共同委员会”，最好先带铁路、电力、钢铁、煤矿、煤油矿、军事等方面的专家共同来商定中国经济建设的具体项目。苏共中央同意了毛泽东的提议，决定由柯瓦廖夫具体负责此事。8月14日，刘少奇与科瓦廖夫及第一批苏联专家220人一起离莫斯科回国。此后，中苏两国专家初步商定苏联帮助中国建设的具体项目。虽然有了商定的意见，但这些都需要中苏两党的领袖最后敲定。

新中国成立前后，中国共产党的领袖们宵衣旰食，极为忙碌，他们既要指挥消灭残余的国民党军队，又要组建新国家机器，还要考虑新中国成立后内政外交的大事。毛泽东一直无法抽身到苏联去与斯大林会谈，直到1949年即将结束，毛泽东才得以动身赴苏联访问。

由于要谈的问题太多，毛泽东在苏联停留了两个多月。其间，毛泽东参观了很多苏联企业，在斯大林汽车厂，看到流水线上鱼贯而出的汽车，毛泽东兴奋地用浓重的湖南口音对随行人员说：“我们也要有这样的汽车厂。”以后毛泽东在与斯大林会谈时对斯大林说，我们要搞一个“既好吃，又好看”的东西。他的意思是，中苏两国要签订一个有实际内容的援助方案。毛泽东去苏联后不久，根据谈判的需要，政务院总理周恩来率领李富春等一大批负责经济建设的领导人来到苏联，与苏方具体商定苏方援助中国的经济建设项目。

在商谈工业建设项目时，苏方指出，汽车在国民经济建设中具有重要的基础地位，几乎什么建设都离不开作为运输工具的汽车，建议中国尽快建设一座像斯大林汽车厂那样的综合性汽车制造厂，并表示，斯大林汽车厂有什么样的设备，中国的汽车厂就要有什么样的设备；斯大林汽车厂有什么样的水平，中国的汽车厂就要有什么样的水平。除了建设一座汽车厂外，同时再建一座轻型汽车装配厂，以适应短期需要，以后再扩建成制造厂。1950年1月，中方代表团与苏方商定，由苏联援助中国建设一座中型载货汽车制造厂。

1950年2月14日，中苏两国正式签订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政府关于贷款给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协定》，敲定了一批苏联援助中国建设的重点工业项目。1950年先建设第一批共50项，其中包括一个汽车厂项目。条约签订以后，2月17日，毛泽东、周恩来等一行14人启程回国。由李富春、王稼祥、叶季壮、刘亚楼、赛福鼎·艾则孜、伍修权组成新的中国政府代表团，留在苏联继续进行苏联援助中国经济建设具体项目的谈判。中苏双方关于经济建设的谈判一直持续到1952年，以后又经过一些反复，最后确定苏联对中国经济建设的156个项目提供援助。

20世纪50年代初，中苏关系亲如兄弟，由于苏联是世界上第一个建成的社会主义国家，苏联的工业建设成为中国工业建设效仿的榜样，向“苏联老大哥”学习是当时喊得最响亮的口号。老大哥要援助中国建设汽车厂，老大哥自身的汽车工业如何呢？

在沙皇俄国时代，俄罗斯的机械工业非常落后，1910年，沙俄也随着德、法、美等国后生产出了自己的汽车，但由于基础工业落后，敲敲打打手工方式生产出来的汽车，无法形成规模。十月革命胜利后，苏联国内只有几家手工的汽车装配厂和维修作坊，没有现代意义上的汽车厂。1929年，苏联的汽车年产量只有2000辆，供不应求，苏联所需汽车90％依靠进口。列宁曾经说道：“我们需要的不仅仅是汽车，更需要的是汽车制造技术。”发展汽车工业成为苏联第一个五年计划的重点。鉴于苏联国内工业基础薄弱，自己制造力不从心，苏联开始积极寻找快速发展汽车制造工业的技术。根据苏联当时的经济和工业实力，摆在苏联面前的只有两个办法，一是大批量地从国外购买汽车，然后仿制；二是向西方购买成套的汽车工厂由本国自己生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