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承担着新中国经济恢复和建设重任，新成立的重工业部分外繁忙。1950年2月22日，重工业部召开了全国机械工作会议，会议由时任重工业部副部长刘鼎主持。刘鼎是原浙江省立高等工业学校电机专业的高材生，曾担任过张学良的副官，后被党派遣到苏联学习军事机械，回国后在八路军太行根据地长期组织军工生产，担任八路军军工部部长。新中国成立后任重工业部副部长、二机部副部长、航空工业部顾问等职。这次会议提出，要建立新中国独立自主的机器工业，特别要建立中国自己的汽车制造工业。重工业部决定，立刻开始中国汽车工业的筹备工作，并指示成立汽车筹备组。成立筹备组容易，谁来挑大梁呢？刘鼎的眼光盯在了重工业部专家组办公室主任郭力身上。

郭力原名高崇岳，1916年出生于河北省河间县高家庄一个书香门第家庭。1932年考入哈尔滨高等工业专科学校，1933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抗日战争爆发后，郭力回到河北老家，利用自己的工业知识在根据地组织兵工生产，制造枪支弹药。一个哈尔滨高等工业专科学校毕业的高材生，熟识军工生产，又懂外语，这样的人才到哪里去找？在当时，一个高小毕业生就算知识分子，何况一个大学生？

1950年3月27日，重工业部正式成立汽车工业筹备组，郭力被任命为主任，孟少农、胡云芳为副主任。

孟少农，原名孟庆基（参加革命后改为孟少农），湖南桃源人。1936年，孟少农考入清华大学机械工程系。1941年考取留美公费生，进入麻省理工学院机械系学习。在校学习期间，先后在美国福特等著名汽车公司担任实习工程师，因为他学习、工作极为严谨认真，成绩突出，福特等几家公司很器重他，希望他留下来，答应给他提供优越研究条件和优裕生活待遇。孟少农谢绝了所有聘请，1946年5月，搭乘战后中美通航第一班轮船离开了美国回国，他要用自己所学的知识为中国的汽车工业服务。回国后，孟少农回到母校清华大学执教，先后任机械系副教授和教授。1947年7月，孟少农参加了中国共产党，1948年9月，奉命奔赴解放区参加革命工作，他是当时中国共产党党内极为稀少的共产党员教授。1950年1月，刘鼎找孟少农谈话，要他立即着手筹备创建我国汽车工业。就这样，郭力与孟少农一起拉开了中国汽车工业创业的大幕。

孟少农是留过洋的，也在福特这样的大公司工作过，懂得建立汽车工业应从哪里下手。汽车筹备组成立后，他与郭力首先抓了两件事：一是调查研究，收集旧中国有关汽车和汽车工业的基本情况。二是集结和培养技术骨干。孟少农凭着原来在清华大学任教等诸多条件，广泛招集人才。筹备组从清华大学、上海交通大学、北洋大学、南开大学、北京大学、燕京大学、同济大学等国内知名院校抽调了一百多名学生，同时将分散在上海、重庆、昆明等地的汽车技术人员和极少数的留学归国人员陆续选调集中。

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为发展自己的汽车工业，曾选派两批共40～50名技术人员到美国去学习汽车技术。新中国成立后，这批在美国学习的人员处于尴尬境地，他们不甘心跟着国民党政府跑到台湾去，但又不知道新中国的人民政府是否欢迎他们回来。郭力了解到这个情况后，立即表示欢迎这些技术人员回国参加汽车工业筹建工作。得知祖国欢迎自己，那些留美的工程技术人员立刻踊跃归国，张德庆、陈继善、张树梅、吴敬业、彭定一、王玉京、陈乃隆、杨南生、桂同申、张胜瑕、孙顺理、刘炳南、史汝楫、冯辅晋、陆孝宽、茅於恭、支德瑜、俞云焕等50多位学有专长的技术人员先后来到筹备组。这批宝贵的技术人才成为新中国汽车工业建设的重要力量。汽车筹备组里还有1949年9月来华的3位苏联专家，其中一位是苏联斯大林汽车厂的总设计师斯莫林。

汽车筹备组刚成立时，只有十几个人，办公地址设在北京灯市口西口的中国工程师学会旧址内，这里只有几间平房，一二十个人挤在里面还凑合，随着队伍逐渐扩大，百十个人挤在一起就转不过身来。北京鼓楼有一个胡同叫扁担厂，以前是制作扁担的作坊。1952年秋，汽车筹备组搬到了这里，昔日冷清的胡同一下子热闹起来，

1950年7月，筹备组在南池子成立了由吴敬业为主任的汽车实验室，孟少农利用自己在清华大学任教的关系，委托清华大学机械系为筹备组办了一个实习班，为筹备组培训专业人才。同时又在扁担厂胡同成立汽车设计室，进行汽车先期的设计研究和培训工作。从1950年3月到8月，几个月的时间里，在一穷二白的基础上，汽车筹备组拳打脚踢，硬是将中国汽车工业筹备组的基本框架撑起来了。

1950年8月2日，刘鼎主持召开了汽车工作会议，讨论中国汽车工业建设的方针步骤，会议决定，即将建设的中国汽车工厂的设计工作请苏联专家承担。经过一系列商讨，12月2日，苏联政府应邀派出苏联汽车拖拉机工业部工厂设计专家沃罗涅茨基、设计师基涅谢夫到达北京，他们计划在3个月的时间内了解中国工业基础情况，选定厂址等前期准备工作。

汽车制造厂建在哪里，选址是关键。在此之前，汽车筹备组已经做了一些选址工作。

由于苏联的斯大林汽车厂厂址在莫斯科，因此苏方建议，中国的第一个汽车厂也要建在首都或首都附近。陈云当时兼任重工业部部长，主持第一汽车制造厂的筹备工作。他主张索性再远点，将厂址设在西安。但在讨论选址条件时，苏联专家提的几个问题让他再三斟酌。

苏联专家指出，建设一个大型的现代化汽车制造厂，首先需要考虑电力供应、钢材供应、铁路运输、地质、水源等基础条件。按年产3万辆卡车计算，一年需要电力2.4万千瓦，而1950年西安的发电厂只有9千千瓦的能力，要解决供电问题需要新建电站，这又需要新的投资还要耗费大量时间。一年要20多万吨钢材，而西安没有大型冶金企业，北京只有一座石景山钢铁厂。1950年石景山钢铁厂的钢产量不足10万吨，要满足20多万吨钢材的需求，要改造扩容，这也需要新的投资和耗费数年的时间。除了电力和钢材外，厂房建设和正常生产还需要2万立方米木材，这也是西北无法解决的。汽车厂建成后，还有原材料运进和产品运出问题，每年的铁路运输量就高达1000多万吨，而1950年西安到潼关铁路的运输量不足200万吨，明显难以承受。

依照条件列入备选范围的有石家庄、太原、西安、宝鸡、湘潭、株洲等地，又都被一一排除。最后，经过充分比对，陈云认为，东北尤其是长春周边符合条件。当年日本帝国主义为了掠夺东北丰富的资源，在那里建设了较完备的工业基础。吉林省吉林市南24公里处的松花江上装机容量60万千瓦的小丰满水电站离长春不远，完全可以满足电力供应。东北的鞍钢是当时国内第一大钢厂，可以满足钢材的供应。东北的铁路交通基本形成网络，煤矿、森林资源极为丰富。从政治上考虑，东北离苏联较近，安全上也有保障。经过反复权衡，将第一汽车制造厂放在东北成为共识。

1950年12月28日，政务院财经委员会计划局就新建汽车厂的选址问题召开会议，会议决定，在吉林省四平至长春一线选择厂址。1951年1月3日，周恩来批示：“可将嘎斯装配厂设于北京，吉斯制造厂（指一汽）设于东北长春附近。”

1951年1月26日，政务院财经委下达“计建字37号”文件：

第一汽车制造厂厂址决定在四平至长春之间选择。

1月30日，汽车筹备组处长胡亮立即带人奔赴东北进行初步调查，2月10日，孟少农陪同苏联汽车拖拉机设计院总设计师沃罗涅茨基来到长春孟家屯考察。经过对四平、公主岭、长春三个城市的人口、城市规模，供电能力、交通条件及地理环境等方面的调查分析，最后将长春市孟家屯车站铁路以北作为厂址选择对象。该地区的优点是接近城市，地形开阔，周围有铁路、车站和敌伪遗留下的房屋，京哈铁路紧临厂区。将汽车制造厂设于长春，既便于建厂时大量苏联设备的输入，也便于投产后就近利用东北的钢铁、煤炭、木材、水电资源，经过反复比对，沃罗涅茨基、孟少农等决定厂址定在长春市西南孟家屯车站西北侧。这一方案很快得到中央财经委的批准。

厂址确定后，汽车厂进入设计阶段。苏联专家小组很快拿出第一汽车制造厂的计划任务书，计划任务书规定了汽车厂的生产纲领等设计条件。1951年4月25日，重工业部发出“动刘字第169号”文件：

批准中国第一汽车制造厂设计计划任务书。

任务书规定，第一汽车制造厂生产吉斯150型4吨卡车，年生产能力3万辆。

1953年开始建厂，1957年建成投产。

1952年4月19日，郭力被任命为一汽厂长，这一年他才36岁，正是人生年富力强风华正茂的时期。没想到，郭力到任后不久，便引出了一个“厂长找厂长”的动人故事。

接到中央的任命后，郭力告别家人来到长春。此时的一汽建设现场荒野一片，只有原日本731细菌部队遗留下来的几座建筑物的残垣断壁。就在这些废墟的基础上，郭力开始全身心地投入到一汽建设的组织指挥之中。建设新中国第一个现代化的汽车厂，这在中国历史上也是第一次，其任务之艰巨可想而知。虽然有苏联方面的大力援助，但在一穷二白的基础上搞建设，指挥调动千军万马，协调上下左右各方面的关系，刚刚从北京来的郭力感觉到人生地不熟给工作带来的诸多不便。工作了几个月后，从汽车厂建设的大局着眼，郭力开始有了自己的考虑。自己是一汽建设的总负责人，但自己过去的工作经历中还没有过如此大规模的组织大企业建设的经验，再加上自己原来不在东北工作，对东北地方情况不熟，没有广泛的社会关系。一汽建在东北，需要对东北社会民情的透彻了解，需要东北的党政部门以及各类生产企业的大力支持，协调好各方面的关系对一汽建设有着直接的影响，情况不熟和经验不足会直接影响工作。为保证一汽顺利建成，希望中央能选一位熟悉当地情况、有更强工作能力和崇高威望的同志来接替厂长职位，自己愿意退居次要岗位，协助新厂长进行建设工作。

退出一把手的位置，对个人声誉、利益都会有一定的影响，在个人得失与国家利益的大局面前，郭力毫不犹豫地站在国家利益上，表现出共产党人的高风亮节。

郭力的女儿郭栖栗回忆，郭力对自己身边一位工作人员说了自己的想法：“汽车厂地处东北，应当有一位熟悉东北情况，资格老一点、位置高一点的同志来当厂长，这样更有利于调动地方民众支持我们。汽车厂建成投产时间有限，基建必须和生产同步进行。工厂由苏联援建，我必须尽快带队到苏联去，审查、熟悉工厂组织设计，请专家到工厂来，派实习生去苏联，现场指挥、组织生产，这是我的长处。”

考虑到此事事关重大，郭力决定，自己当面向党组织汇报。他先是到沈阳向东北局的领导谈了自己的想法，然后又去北京，向一机部的领导提出请调厂长的申请。郭力的想法被中央采纳，中央开始考虑新厂长的人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