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劲松的话没有完全打开杨良书的心结，他又问：“你们说的‘汉训班’到底是怎么回事？”

这一直是陈茂鹏和冯劲松的一块心病，正在他们束手无策的时候，一个人出现了，也让“汉训班”浮出了水面。

陈茂鹏接到上级发来的重要情报，说是有个国统区的教授团要来延安参观，为了确保安全，他手里有一份参观团团员的名单，初步掌握了团员的身份。参观团参观了陕北公学、鲁艺、抗大等学校，还有延安留守部队的训练。之后，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中央领导人接见了参观团。访问结束后，参观团里面有个叫萧一弗的教授，他的助手沈家佺要求留在延安参加革命，得到上级部门的批准后被安排在边区政府教育处普教科工作。

为了延安和中央领导人的安全，陈茂鹏对他进行了例行审查，发现他说自己是河北保定人，但说话却带着福建口音，陈茂鹏不禁生疑。陈茂鹏把自己对沈家佺的疑窦告诉给了冯劲松，要他注意截获国民党的电台讯号，看看是否有人与沈家佺联络，并且还在沈家佺住的窑洞周围暗暗布置了监控。

过了几天，冯劲松截获一个呼号，说是让潜入延安的人注意，有人传递指示。冯劲松立马把这个情报转告给陈茂鹏，陈茂鹏提醒监控沈家佺的同志要对他暗中严加看守。果不其然，有个人在一天傍晚时，在沈家佺住的窑洞前面的树下放了一张纸条，在这个人走出沈家佺住地不远后，陈茂鹏下令抓捕了这个人。

这个人就是甘南山，身份是陇东中学的教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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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几年他们一直在追踪“汉训班”的事情，不把“汉训班”弄个水落石出，延安会遭到致命的破坏，甚至会危及中央领导人的人身安全。但调查进展却不令人满意，始终都没有头绪。终于，有天“古城”发来电报，说是经过多方打听，“汉训班”里面有个姓甘的人在延安。陈茂鹏查阅了延安和陕甘宁边区的干部人事档案，倒是有姓甘的，但是这几个姓甘的同志历史都是清白的。陈茂鹏和冯劲松又把调查范围扩大到战士层面，凡是姓甘的战士都梳理和询问了一遍，还是一无所获。他们没有想到甘南山在陇东，身份是教师。

直到甘南山被抓捕归案，陈茂鹏这才恍然大悟：他们找寻姓甘的这个人时，疏漏了对边区群众范围内的摸查。

在对甘南山深入审问后，情况明朗了。甘南山是庆阳人。陇东当时是被国共两党一分为二的地方，东部是陕甘宁苏区，西部有国民党的两个行政区。在这个地区，国民党、共产党同时在庆阳执政，双方的情报和保卫机构在这里明争暗斗。甘南山本人有些倾向共产党，在一所义务学校当老师，校长以他和共产党接触较多为由，不给他工作。为了生活，他误打误撞进入了汉中特务训练班，即简称的“汉训班”，甘南山在“汉训班”学的是特工专业。

汉中特工培训班是戴笠亲自过问和一手创建的。军统的工作重心不仅仅在于抗日和镇压异己分子，它的另一个工作重心还在于对付共产党。对陕甘宁边区的特工活动，戴笠非常重视。但他明白特工要进入陕甘宁边区，必须要进行一系列的培训和准备工作。

抗战开始以前，军统的前身复兴社特工处对边区的特工活动是由陕西省站主管的。一九三六年，戴笠指示在西安警察局内成立一个特警训练班，他自己兼做主任，由陕西和甘肃两省省站挑选保送了六十人进行了半年多的训练。西安事变期间，特工处在西安的省站被破获，其他各处的特工被一一遣送或者是去异地潜伏。西安事变之后，特工处重新建立省站并分设西安站，也就是在这个时候“古城”进入了西安站。一九三九年军统在陕西汉中开办特工培训班，也就是“汉训班”，同样在这个时候高振麒进入“汉训班”，随后打入西安站。甘南山也是在这个时候去的“汉训班”。

甘南山在“汉训班”的时候，共产党在庆阳设立了陇东分区行政专员公署。公署成立后，共产党狠抓教育，创建了陇东中学，校长是甘南山的发小。他被派回庆阳之后，见到发小。发小并不知道他是国民党的特工，只知道他有文化，曾经做过老师，就把他吸收进了学校。甘南山也想过要不要向共产党政府坦白自己的身份，又担心说不清、道不明，只有隐匿起来。在庆阳的国民党特工来和他联系，要他把纸条传到延安。他步行到延安，在边保部门前徘徊了良久，最终失去坦白的勇气。按照事先的安排，他把纸条放到了沈家佺窑洞前面的树下，出来之后他觉得事关重大准备去自首，没有想到沈家佺此时已经被暗中监视，自己马上就被边保部抓捕，这倒反而给了他一次交代坦白的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