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你也能发现他个性的另一些方面。比如他是一个无须争辩的犹太人，又是一个千真万确的德国人。作为一个犹太人和德国人，又移居在一个对犹太人和德国人另眼相看的国家里，他的内心世界充满了难题、矛盾和不满，也许还有隐藏着的人情味。是的，我说的是人情味，这种类型的人有时会有人情味的。你稍加注意就会发现，基辛格身上具有电影《蓝天使》中那个爱慕马琳·黛德丽的人物的成分，他为她失魂落魄。在我看来，他是一个在一切事情都有可能做到的社会里的典型的英雄。在这样的社会里，一位腼腆的、善于撰写平淡无味的历史书和关于控制原子能的文章的哈佛大学教授，竟然能够成为与总统一起统治国家的大人物，成为调整大国关系和制止战争的一位风流人物，这是我们想去解开的谜。也许并没有什么，或几乎没有什么可以解的，就像冒险活动蒙上了平凡的色彩总觉得是个谜一样。

《新共和》周刊全文刊登了我的采访记，华盛顿、纽约和几乎美国所有的报纸都转载了其中最引人注意的部分。基辛格访问记所引起的轰动和它所产生的后果都使我十分惊讶。显然我低估了这个人物和他所说的每一句话可能产生的反响。显然，我轻视了与他会晤的这个难以忍受的一小时。事实上，这件事成了人们谈话的中心。很快就传说尼克松对亨利十分恼火，为此拒绝见他。亨利给尼克松打电话，请求见他，还到他在圣克利门蒂的家找他，但都无济于事。由于总统继续生他的气，圣克利门蒂的大门关得紧紧的，请求会见遭到了拒绝，他的电话也不被理睬。总统不能原谅亨利对我说的他取得成功的原因：“关键在于我总是单枪匹马地行事，美国人特别喜欢这一点。美国人喜欢独来独往的骑马牧者，喜欢只身进入城市和乡村的骑马牧者，仅此而已……”报刊也为此批评了他。

新闻界对基辛格一贯是宽宏大量的，而对尼克松却冷酷无情。可这一回，正好相反，每个记者都谴责基辛格发表这样的言论未免太傲慢，至少也太轻率了。作为尼克松的使者，亨利·基辛格怎么可以把一切功劳都归为己有？怎么可以把尼克松置于旁观者的地位？当一位微不足道的教授以西部电影中亨利·方达的风度进入乡村处理事务时，美国总统到哪里去了？最不留情的报纸还刊出了漫画：基辛格穿着牛仔服，骑着马去沙龙。另一些报纸刊登了脚蹬马靴、头戴大檐帽的亨利·方达的照片，下面写道：“亨利，孤独的骑马牧者”。尽管恼火，基辛格还是接受了一位专栏作家的采访，声称接见我是他“生平最愚蠢的一件事”，还说我歪曲了他的回答，曲解了他的思想，拿他的话做文章。他的做法实在笨拙，惹得我比尼克松更恼火，我便起来反击。他那时在巴黎，我给他发了一份电报，责问他到底是君子还是小人。我还威胁他要把采访时的录音公布于世。我说，基辛格先生，别忘了讲话已经被录在磁带上了，这盘磁带可以提供给大家，也可以帮他恢复正确的记忆。我对《时代杂志》、《新闻周刊》、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和美国全国广播公司的电视台也这样说了，对一切向我询问此事的人都这样说了。我们的吵架几乎持续了两个月，双方都很不愉快，特别是我。对亨利·基辛格这个人我受够了，提起他的名字就使我紧张不安。我恨透了他，以至于没有理解到，这个可怜的人除了把过错推到我身上以外，没有其他办法。但是如果说我在那个时期祝他事事如意和幸福，那是不准确的。

我的诅咒是无力的，尼克松很快就与他的亨利言归于好，他们俩又像一对情人那样喁喁细语。他们策划的停战实现了，美国战俘回了家。总统先生为那些战俘操了不少心，而越南的现实是等待着下一次的战争。一年后，基辛格取代罗杰斯当了国务卿，斯德哥尔摩还授予他诺贝尔和平奖。不幸的诺贝尔，不幸的和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