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你们为什么不向皮诺切特去要这样的权利呢？

科：每一个国家都应该作出自己的选择，而且这是我国政府的事。您之所以不明白，是因为您以意识形态为出发点。我不是搞意识形态的。我是个民族主义者和实用主义者。作为一个地道的实用主义者，我告诉您应由美国人决定哪里需要帮助，哪里不需要帮助。帮助欧洲人阻挡共产主义的推进是我们的权利。同样，支持阿连德的反对派也是我们的权利。中央情报局已经这样干了30年。我再一次重申，它干得很出色。我再一次重申，意大利是最好的例子。

法：科尔比先生，请您告诉我，在那个实用主义的名义下有没有发生过中央情报局建议政府同意大利和欧洲的共产党人进行对话的事？

科：对话？我看不出存在我们和他们对话的可能性。而且他们的立场很鲜明，我们了解他们的政策和纲领。我们对个别人的诚意不感兴趣，一个有诚意的人常常可能被另一个人取代。至于他们的许诺……葛罗米柯也作过许诺，莫洛托夫和维辛斯基也同样作过许诺，郑重其事的许诺。

法：那么当塞格雷和纳波利塔诺受到美国国会外交委员会的邀请时，是中央情报局告诫不发给他们签证的喽？

科：我认为没有必要向共产党人指出我们准备接受他们的历史性妥协，更没有必要向共产党人指出我们准备接受意共与美国的历史性妥协。不，我不接受这种货色，我不接受那种一上台就轻视美国友谊的人。我对这种人没有任何好感。

法：那么对阿尔米兰特的华盛顿之行呢？

科：这要去问国务院，不要来问我。我不认识这个阿尔米兰特，我只知道他是中间民主派以外的法西斯分子。我不喜欢法西斯分子。中央情报局同他的美国之行确实毫无关系，我对此一无所知。

法：怎么？你们在意大利各政党里安插了那么多的间谍，难道竟会不知道这个情报？你们派间谍就是为了得到情报，不是吗？在意大利共产党里也有你们的间谍。

科：当然，我们有兴趣了解他们的计划和秘密。当然，我们想知道他们的动向，想知道他们声称要留在北大西洋公约组织里是否是真诚的。克格勃也有这方面的特工人员。但是我们也通过其他方式获得情报，例如通过读书。就拿历史性妥协来说吧，通过认真读书就会明白在那些战术性的讲话背后隐藏着他们的战略性声明。因此，经过两年以后，从所有那些战术性的讲话中就可以发现斯大林主义的历史观。不要忘记斯大林可以先与希特勒签约然后再毁约。我相信读书，因为读到的东西正是人们声称要做的事。也许以后他们真的会这样做。如果我们更仔细地阅读希特勒的《我的奋斗》一书，那么……

法：科尔比先生，您把中央情报局当做把大部分时间花在图书馆里的童子军组织来向我作介绍。首先，你们是间谍……

科：等一下。是的，过去情报机构只是个间谍组织，如玛塔·哈丽等等。而今天情报机构是一个智力活动过程，主要在于收集情报，然后让专家们加以集中并研究。情报是从收音机、报刊、书籍和演说中取得的。为此我们把它称为中央情报局。除此以外还有电子学，有计算机，总而言之，有技术。在过去的15年里技术改变了情报工作的面貌，以至于不再需要像玛塔·哈丽那样窃取秘密情报送给将军的人。我的意思是说：过去我们要去向苏联人打听有多少枚导弹，而现在我们计算他们的导弹，就能得知它们的威力多大，射程多远……当然，秘密工作还存在，特别是在那些不开放的国家里。但是作为绝密形式的陈旧情报工作已经结束。“间谍”一词已失去了它的本意，正是因为情报工作不只意味着间谍工作。它意味着分析，意味着技术，它的活动远比玛塔·哈丽式的工作要庞杂，要有吸引力。这就使中央情报局成为世界上最好的秘密情报机构。